4.1 濒死经验和前生记忆之谜

看上去人类既能长时间地也能暂时地贮存自己的经验和印象。根据大脑皮层中神经网络的形成和再形成来解释短时记忆是不难理解的，但长时记忆却是个谜。对过去的事或物，通过联想长时记忆的特殊技能就显露出来。例如，当喝一杯熟悉的茶时， M·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的著名小说中的主人公斯瓦因就使你回想起你的儿童时代。几乎每个人都可突然地回想起过去的事（四五岁时，或更早的时候）的情节。但是心理学家和神经病学家的临床实践显示了这样的证据：绝大多数人能回忆起比这早得多的他生活中的事。许多人显示出他们刚出生时就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精神创伤和其他特殊事件的痕迹，母亲在怀孕期受到生理和情感上压力的影响可以在一个人一生中的心理性格上显示出来。

现在又出现了新的，似乎更加神秘的长时记忆要素，它在所谓的意识转换状态的研究中显露出来。在濒死经验和用医学方法及监督方法的回归分析中记忆都是一个主要成分。这些转换状态体验提供了关于长时记忆可能性的令人难忘的证据，这种记忆的范围确实十分令人吃惊。J·V·纽曼（John Von Neumann）计算了一个人一生中累积的信息量大约是2.8×1020比特，10cm 直径的脑是如何能装得下这么多的信息的呢？长时记忆是一个主要秘密，它的证据值得更周密的研究。

自从E·K·罗斯（Elisabeth Kübler Ross）的经典研究后，濒死经验（NDEs）已经被临床心理学家和专门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看起来接近死亡的人似乎经历着一种具有特别记忆成分的显著体验。小R·穆迪（Raymond Moody）是系统研究濒死经验的先驱，他的结论是，现在已“很清楚地确定”，绝大部分在死亡召唤之后苏醒过来的人的体验都基本类似，不管病人是什么年龄、性别、宗教、文化、教育或社会经济背景。这种经验（包括对整个一生的全景应答）比一般认识到的内容要广泛得多。小G·伽洛普（Geoge Gallup）于1982 年进行的调查研究发现，单在美国就有800 万个成年人有过这种经验，被调查人的32%表示，“生活回顾”是他们濒死经验的一部分。

英国的濒死经验研究者D·洛瑞莫（DavidLorimer）区分了两种濒死回顾：全景记忆和生命回顾本身。他声称，全景记忆由一系列意象和记忆所组成，这些意象和记忆很少或不直接涉及被试者的情感；而生活回顾尽管表面上与之类似，但它涉及情感成分和道德评估。精神过程在这两种记忆过程中都很明显。记忆的时间顺序可能不同：有一些人是从孩提时开始，向现时运动；另外一些人从现时开始，向孩提时回溯；还有另一些人是叠置式的，就好像是在全息照相版中。对于被试者来说，他们在一生中所体验到的每一件事似乎都正在被回忆起来，没有任何思想和偶然事情似乎被遗忘。

足以使人感到惊异的是，我们的脑似乎能够贮存比我们在一生中所积累起的更多的信息。正由于此，这种证据明显引起更大的争议，但它决不是不重要的，最令人信服的部分是由临床神经病学家提供的。通过让病人“回归”到孩提时代，治疗学家经常发现，病人能回顾到更早的时间，体验到子宫内或出生时的事，有时他们能回溯到比这还早的时间，即回溯到似乎来自于前生命时的事件。有些病人能回顾过去的几个生命时代，这些生命时代跨越很长时间。根据德国慕尼黑著名的、引起很大争议的治疗学家T·戴利夫森（ThorwaldDethlefsen）的研究成果，系列的“再化身”（reincarna-tions）可能包括几百个生命时间，跨越12000 年。在美国，捷克出生的著名精神病医师S·格罗夫（StanislavGrof）通过催眠回归使被试者回溯到动物祖先的状态。

所有年龄段的病人在讲述前生命经验的故事时，都经常与现时的问题和神经病相联系。戴利夫森的案例包括有一个病人的眼睛看不到东西，该病人记忆起在中世纪当兵时他的一只眼被箭刺破过。纽约治疗学家R·沃尔格（Roger Woolger）的病人抱怨脖子和肩膀僵硬，他回想起作为一个荷兰病人他曾上吊自杀过。

从这些神秘的事例中出现的意象和经验经常具有明显的医疗效果：许多心理上和部分身体上的病看上去是在前生命中经历过的创伤的结果，回顾和再现这些事件免除了“因果报应的束缚”。

过去生活的发现已经受到质疑，研究者们已经揭示了这样的证据：在一些案例中，回顾来自于前生命期特殊意象或事件的被试者实际上以前就具有关于一定的人物、时间或地点的信息。然而在有些案例中，由回归的被试者产生的信息包含了在他们的现实存在中似乎不可能得到的材料。这些明显的材料包括模糊的（但后来被证实的）历史和地理事实以及某个个人的历史，而这些人是回归的被试者所不知道的，其中许多人似乎生活在遥远的地方，并在很早以前。而且在回归状态下，绝大多数被试者不仅记得并且能实际再现体验，他们的情感色彩和生理学的响应的变化超越了所有偶然性或假装的范围。例如，回归到孩提时的人可以表现出吸吮的放松，甚至当脚掌的侧面部分被硬东西刺激时，脚趾会呈扇形状展开，而这种情况只有在婴儿时才可能出现。

I·斯蒂文森（Ian Stevenson）是美国著名医生，他有多达2000个儿童描述过过去的生活体验。他下结论说，更多的孩子可能有比我们认为的要更丰富的先前存在的记忆。回忆先前生命时间的孩子都在2 到5 岁，平均年龄大约38 或39 个月。在2 岁之前他们缺乏词汇和语言通讯能力，而从5 岁开始语言信息的厚层遮盖了记忆在其中传输的意象。在通讯可能进行的三年多时间中，儿童的过去生活记忆倾向于集中在他们与之融为一体的人的生活事件，有时这种记忆似乎比现时生活经验更真实。斯蒂文森报告，在一个土耳其儿童的第一批语言中是：“我在这个港口，我正在这儿干什么？”当他可以说更多的事时，这个儿童详细描述了一个码头工人的生活，该码头工人是在船上睡觉时出了一次偶然事故而丧生的。大约有3/4 的被试着声称记得先前生活中某个人是怎样死的，当这种死亡是由暴力引起而不是由自然原因引起的，他（或她）记得更容易。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些记忆是从哪儿来的？

4.2 人际间的通讯之谜

还存在另一种使人感到迷惑的经验：这就是“人际间”（transpersonal）的接触和通讯，它不仅仅是小孩和情感敏锐的人之间的通讯，而是几乎每一个人之间的通讯。

保守的研究者倾向于认为人们只能通过手势，面部表情和通过语言才能进行通讯，这就是所谓的“标准模式”。然而有证据显示，通讯也可以在确定无疑的非标准模式中出现，只要它们能够在眼、耳和其他感觉器官的范围之外发送和接收信息，就可以说符合人际间通讯的意思，这种通讯似乎包括某种超感觉感知（叫做ex-trasensory perception，简称ESP）。

最普通的超感觉感知的形式是精神感应，它可能在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广泛流传。看起来许多部族社会的巫师能够通过精神感觉通讯，他们利用各种技术进入似乎必要的意识转换状态，其中包括孤独、集中注意力、禁食、跳舞、击鼓、念咒语和利用致幻香草等。不仅仅是巫师，而且全部族的成员似乎都有精神感觉的能力。直到今天，许多澳大利亚原始居民即使在超出了他们的感觉通讯范围之外似乎也能告知家庭和朋友的命运。人类学家A·P·伊尔金（A．P．Elkin）注意到，一个远离家乡的人，有时会突然宣布他的父亲死了，他的妻子分娩了，或者他的国家出现了某种麻烦，他对自己感知到的事深信不疑，以致于如果可能的话，他会立即打道回府。除了人类学的材料之外，对于各种人际间的通讯的大部分趣闻和不可重复的科学证据来自于控制实验条件的实验室研究。

对超感觉感知的科学研究可以追溯到J·B·雷恩（J．B．Rhine）在1930 年于杜克大学所做的猜扑克和骰子的先驱实验。最近的实验变得更加复杂，实验控制更加严格，物理学家经常参加到心理学家中进行设计和检验。即使把根据隐蔽的感觉暗示、机械的偏向、被试者的欺骗和实验者的错误或不胜任者所作的解释等全都考虑在内，人们仍然发现它们不能解释从统计学上看许多有意义的结果。

1970 年有两位物理学家R·塔格（Russell Targ）和H·普瑟夫（Harold Puthoff）在斯坦福研究所工作，他们进行了在思想和意象转移方面的一些著名实验。他们希望能确证在不同的个人（其中一个作为“发送者”，另一个作为“接收者”）之间进行精神感应传递的真实性。科学家把接收者放在密封的，不透明的和电屏蔽的小房间里，而发送者则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在这里他（或她）每隔一段固定时间（即规则地）被强光照射，脑电流描记器（EEG）将同时记录他们两人的脑电波图形。正如希望的那样，发送者显示出有节律的脑电波，正常地伴随着暴露在强烈的有规则的闪光中。但是过了一会儿，接收者也开始产生相同的波形，尽管他（或她）没有暴露在闪光下，也没有接受到来自发送者的任何可感知的信号。

这种通讯特别引人注意的案例是墨西哥国家大学的J·G·济尔布波姆（Jacobo Grinberg Zylberbaum）的研究工作。在过去的几年所做的超过50 个实验中，济尔布波姆把他的被试者配对地放在防声—电磁—轴射的“法拉弟笼”中，他要求被试者一起冥想约20min，然后他把被试者放在不同的法拉弟笼中，其中一个人被刺激，而另一个人则不。被刺激的被试者接受到随机时间间隔的刺激，即无论是他（或她）还是实验者都不知道刺激作用的时间。没有被刺激的被试者保持放松，闭上眼睛，并被指示去感知伙伴的存在（在不知道他或她受到有关刺激的任何事的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使用100 次刺激作为一个系列——闪光、声音、或短的、有一定强度的但不会有痛感的电击，电击部位通常是右手的食指。然后，两个被试者的脑电流描记器同时工作并检查被刺激者被“唤醒”的可能性和“转移”到未被刺激者去的可能性。当没有被刺激者和有屏障阻挡被刺激者接受刺激（例如闪光）时，亦或当配对的被试者没有进行过先前相互作用时，在这种控制情况下就没有发现转移的可能性。然而，在有被刺激者和进行过先前的相互作用的实验情况下，转移的可能性就一致地出现在25%的案例中。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是一对相爱很深的年青夫妇提供的，在整个实验中他们的EEG 波形几乎保持同步，证明了他们报告的感受如同一人。

在有限的程度上，济尔布波姆也可以重复他的结果。当一个被试者在一个实验中显示出具有转移的可能性时，他（或她）在后来的实验中通常也能显示出来。

济尔布波姆的实验并不是唯一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有数百个类似的实验与之对应，它们提供了很有意义的证据：当第二个人（尤其是与第一个人关系紧密或有感情联系的人）在冥想，受到感觉刺激或有意地试图与第一个被试者进行通讯时，第一个人的大脑中就会出现可识别的和前后一致的电信号。

人际间的通讯在实验室之外也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在双胞胎之间经常出现。在许多情况下，双胞胎中的一个能感觉到另一个的疼痛，即使另一个远在世界的另一边。除了这种“双疼痛”现象外，母亲和爱人的敏感性也同样值得注意：有数不清的事例显示，母亲知道她的儿子或女儿在什么时间遇到了大的危险，或实际涉及到了某种事故。这种情况在配偶之间也经常发生。

人际间的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双胞胎、母子和配偶，在病人与治疗者之间的治疗关系就足以说明问题。许多心理治疗专家注意到，在治疗期间，他们体验到他们个性和正常的经验范围之外的记忆、感觉、态度和联想。在这些奇怪的事被体验到时他们并不能把它们与来自于治疗者本身的记忆、感觉和相关的情感区别开来，仅仅在其后（通过沉思）他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些反常的东西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生活和体验，而不是来自病人。在治疗过程中，病人精神的某些方面看上去似乎映射进了治疗者的心灵中。在这种场合，至少在有限时间里，它与治疗者自己的精神结为一体并产生了病人的某些记忆、感觉和联想的知觉；相反的过程也能发生：病人也能获得他们的治疗者生活和个性方面未透露的某些细节。这被称之为“映射同一” （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病人—治疗者转移在病史分析中是有用的，它可以允许病人更客观地回想在他（或她）个人意识中以前引起令人烦恼的因素是什么，就好像它是属于其他人似的。心理治疗专家的体验，再加上在控制实验中双胞胎、配偶和范围非常广泛的被试者的体验，产生了又一个激起人们好奇心的问题：绝大部分的人（并不仅仅是有特别感觉天赋的人）都有“进入”到其他人（尤其是亲戚或有紧密感情的人）的大脑和心灵中去的能力吗？

感觉、联想、记忆和态度的转移并不是仅有的一种人际间的联系和通讯（已有重要证据），另一种形式的转移包含在意象的传递中。除了思想转移实验外，塔格和普瑟夫还进行了所谓的“遥视”（remote-viewing）实验，在这些实验中发送者和接收者被远距离分开，使之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感情通讯。在随机选择的某一地方，发送者就作为“信号”，然后接收者努力接受信号所看到的东西，为了验证他（或她）的印象，接收者用语言进行描述，有时伴随梗概。在塔格和普瑟夫的实验中，独立的判断发现，对事情大体轮廓的描述平均有66%的时间和信号与实际看到的特征相吻合。

其他实验室报告的“遥视”实验涉及到的距离从半公里到几千公里不等。无论他们在哪儿进行，由谁来进行，其实验的成功率一般在50%左右——比随机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成功的遥视者似乎是那些精神放松，注意力集中和爱沉思的人，他们报告他们接受到一个温和的和暂短形式的初步印象，然后它逐渐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意象。他们对体验到这一意象很惊奇，因为它十分清晰。

当接收者在睡觉时意象也能被传输。在过去几十年中， S·克里普纳（Stanlty Krippner）和他的合作者在纽约的麦蒙茨医院的梦实验室里进行了许多次“梦ESP 实验”。实验遵守一个简单但有效的议定书，愿意在实验室呆一夜的志愿者一到那儿就会见发送者和实验者，并得到一个程序，然后把电极连到志愿者的头上监视脑电波和眼睛的运动，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或她）与发送者无任何进一步的感觉联系。其中一个实验者掷骰子（与随机数表相结合）来确定一个数字，每个数字都与装有艺术图形的密封的信封相对应，当发送者到达距医院很远的一个私人小房间时信封被拆开，然后发送者就花一夜时间集中注意力于这一艺术图形上。当监视器显示眼睛快速运动的视觉的周期结束时，实验者通过对讲机叫醒志愿者，然后要求该志愿者描述他（或她）在刚醒之前所做的梦，并把它记录下来，这就作为第二天早上采访时问及被试者的有关内容。采访在互不照面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实验者还是被试者都不知道在头天晚上选中了什么艺术图形。

利用从每个在梦实验室里花费一个夜晚的志愿者那里获得的资料，从1964 年到1969 年间的一系列实验中产生了62 夜的资料供分析。这些资料显示，在那天夜晚选择的艺术图形和那天夜里接收者的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性。而当那个地区没有雷电，太阳黑子活动处于低潮时（即当地球的地磁场相对不受干扰时），其相关性就更显著。那么，在适当的条件下一个人真能把意象直接地发送到另一个人的心灵中去吗？

一个不同类型的实验研究了被试者新大脑皮层的左右两半球之间的协调程度。在正常的意识中两半球（语言定位的、线性思维的、推理的“左半脑”和完形感知的、直觉的“右半脑”）显示出不协调，在EEG 中显示出随机的分散波形。当被试者进入意识沉思状态时，这些波形就变得同步，在深沉思中两半球几乎进入完全相同的波形。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深沉思时不仅同一个被试者的左右半脑，而且不同的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也显示出相同的波形。在意大利进行的多达12 个被试者的实验同时显示出整个小组脑波形的惊人同步性。

能够达到脑同步的人数规模没有给定的极限，在印度进行广泛工作的意大利实验者N·蒙特可科（Nita-mo Montecuco）就曾描述过由许多人同时沉思而产生出巨大的“佛场” （Buddha-fields）。真的如同单个的人能够自发地影响另一个人的脑和心灵，许多一起沉思的人也能产生出某种集体意识吗？

■图5

(A)一个普通人在通常的意识状态下的EEG 波形图。左右半脑没有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同步值7.6%），没有特别的谐波波形。（波形包含θ、α、β和δ波形，根据每秒0～30 个波的已知频率区域给出。）

(B)一个处于沉思状态的实际的正常人的脑波形图。左右两半脑的EEG波形图具有显著的谐波因素，而且它们高度同步（同步值为99.8%）。

(C)两个一起沉思但没有进行相互感情联系的被试者的EEG 波形图。每个被试者的左右两半脑（图像左右两边）对两个被试者来说是准相同的（两人之间的同步值超过90%）。

(D)在沉思（分享同一的感情）中的12 个人具有几乎完全同步的EEG波形图，平均同步值是81.2%。

医药行业是人际间联系和通讯相关形式的场所。人们已经知道远距离诊断，敏感的诊断者只要有病人的几个基本特征、姓名、性别和出生日期就足够了。即使没有经过医学训练，他们也能令人惊异地精确诊断出病人得了什么病。

远距离诊断现在已比较普遍。美国神经外科医生N·谢利（NormanShealy）在他的《创造健康》这本书中提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证据。他坐在密苏里办公室里用电话把病人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告诉了住在遥远的新罕布什尔州的敏感的诊断者C·米斯（CarolynMyss），在那里她给他提供诊断。谢利医生说，在前100 次的诊断中她的正确诊断率是93%。那么，一个人能在千里之外“看透”另一个人，并能告诉人们他（或她）得了什么病吗？

人际间通讯的更进一步的类型涉及到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的实际身体效应的传递，这种传递现在被称为“远距离身体” （telesomatic）：它们由生理学变化组成，这种变化由另一个人的心理过程在作为目标的人身上触发。在这里，相隔的距离远近只有很少的影响或没有什么影响。

传统上远距离身体效应是由有特殊能力的天生的治病者产生的，这些天生的治病者“发送”他们称之为微妙的能量形式的东西到他们的病人那里。由于大都作为趣闻轶事，所以这样的效应并没有被医学共同体所接受。然而，他们最近注意到，在实验室实验中许多被试者和相关的测试提供了有关这些结果的大量可*资料。德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心灵科学基金会的W·伯拉德（William Braud）和 M·斯切里茨（Marilyn Schlitz）已经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了数百次“远距离身体”实验，检验发送者的心理意象对接收者的生理的影响。

伯拉德和斯切里茨声称已经证实：一个人的心理意象可以“越过”空间引起远距离外的另一个人的生理变化——这种影响与某个人自身的心理意象对他自身生理变化的影响相似。他们的实验显示，试图影响自身生理功能的人比试图通过远距离影响其他人的生理功能的人只是显得效果稍微明显一点。在涉及许多人的好几个实例中，远距离影响和自我影响之间的差异并不显著：由第二个人产生的“远距离身体”影响证明几乎与由同一个人所产生的身心关系的自我影响同样有效。

令人好奇的是，远距离身体效应也可以以人类学家所称的“交感魔术”的形式传递。男巫师和其他进行这种魔术的人在他们选定作为目标的人身上施魔法，但作为目标的人只是用肖像（就好像一个洋娃娃）来代替，在许多地方的土著人中这种活动很普遍。如美洲印第安人的仪式就利用这种活动。在他的著名著作《金枝》中，J·弗雷泽（James Frazer）爵士指出，在土著印第安人中这种活动包括，在沙地上、灰上或粘土上画一个人的像，然后拿尖棍子戳它或用其他形式伤害它。据说这样一来，与之对应的伤害就会降临到那幅画所代表的人身上。实验灵学家D·雷丁（Deam Radin）和内华达大学的同事们决定在受到控制的实验室条件下检验这种效应。

在实验中，被试者根据他们自己的像做一个小洋娃娃，与洋娃娃一起还包括各种小物品，如能够“代表”他们的相片、珠宝、自传和具有个人意义的象征物等。他们也提供一张表格，列出使他们感到欣慰、平静和舒服的东西。这些信息被参加活动的实验者利用（实验者被称为“医治者”，因为这一效应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被试者）以产生同“病人”的情感联结，而“病人”则用导线连着以监视他（或她）自主的神经系统活动、心率和血脉动量。医治者就在附近建筑物里面的有声音和电磁屏蔽的房间里，他把那个洋娃娃和其他小物品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以随机顺序发送“滋养” （实际是治疗）和休整的信息给被试者。

一个典型的实验期由每次60s 的5 个滋养和5 个休整期组成，紧接着是11s 的间歇。它显示出，“病人”的神经系统活动和他们的心率在“滋养活动”期间明显地与休整期间不同；而血脉动量在60s 的滋养期中间非常明显地持续了几秒钟。心率和血流动显示出一种“放松的响应”——因为医治者正试图通过洋娃娃“滋养”被试者并使之有感觉。看起来，这对病人具有“远距离信息”的效果。

雷丁和他的同事们下结论说，医治者的局域活动和思想模仿远方的病人几乎就好像医治者和病人*在一起一样。这就证实了这样的发现：远距离身体效应和身心一体现象非常相同，尽管距离不同。

自发的（与有倾向性的相对）远距离身体效应在一大组群的人中也被发现。根据印度的传统观念，当许多人进行共同的沉思时，未沉思者也会受到影响。1974 年M·马赫西（Maharish Mahesh）瑜珈师傅接受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只要有1％的人按规则地沉思，它的效应将影响到其余99％的人。 G·兰德瑞（Garland Lan-drith）和D·O·约翰逊（DavidOrmerJohnson）的实验显示，“马赫西效应”从统计学角度看是明显的。看来，在公众中沉思者的人数与公众的犯罪率，交通死亡事故，由于酗酒而导致死亡的人数甚至与污染程度之间并不仅仅有随机的关联。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前教授，心脏学家R·培德（Randolph Byrd）进行了目的在于检测另一种形式的远距离身体效应的实验，他用祈祷而不用沉思。他在10 个月的有计算机辅助的研究中，把注意力集中在旧金山总医院冠心病治疗所中的治病史上。培德组成了一个由普通人构成的实验者小组，这些普通人的唯一共同特点是习惯于有规则地在周围农村天主教和清教的聚会上作祈祷。这些被选出的人被要求为一组192 个病人的康复祈祷；另一组210 个病人在实验中没有人为他们祈祷，这些人组成控制组。在实验中运用了严格的标准：挑选是随机的，实验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无论是病人还是护士和医生都不知道哪个病人属于哪个组。实验者被告知病人的名字，关于病人心脏状况的一些信息，并被要求为这些病人祈祷；但不告诉有关病人的其他任何事。因为每个实验者可以为几个病人祈祷，所以每个病人有5～7 个人为其祈祷。从统计学角度看，结果是很明显的：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需要抗生素的人数是控制组（没有人为之祈祷）的（人比人）；发展成肺气肿的人数是控制组的（ 人比人）；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无人需要气管保养，而在控制组中有12 人需要气管保养，而且有人为之祈祷的那一组中几乎无人死亡（尽管从统计学上看这一结果并不明显）。为之祈祷的人无论距病人远或近，祈祷的方式无论怎样，看来都无关紧要。仅仅是祈祷者的注意力集中程度和重复祈祷的次数这些事实会产生不同效果。毫不夸张地说，到目前为止这种实验已经进行过几百次，它们产生了另一个复杂的大难题：一组人的集体集中的意识能影响其他人的身体状况吗？而且甚至能影响其他许多人的身体状况吗？

5 文化现象中的谜

自发的文化链的证据来自于历史。在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创造了明显类似的成就，即使这些不同的文化相互之间没有通常的通讯，甚至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首先，处在非常不同区域的文化创造出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大批非常类似的工具。例如，手斧是石器时代的广泛工具，它是一种典型的杏仁状或梨形的两边打制得对称的简单工具。在欧洲，这种斧子是燧石制成的；在中东，它是用黑硅石做的；在非洲，它是用石英岩、页岩、辉绿岩做成的；它的基本形式是功用性质的。然而，用大家都需要的实用主义的解决方法而导致了相互一致的发现，这一观点并不能解释所有传统文化实际上在制作细节上的一致性——试错看来不可能在数量如此之多，分布范围如此之广的人群中产生出在细节上如此类似的工具。

许多人工制造物似乎跳越了空间，超越了直接的文化联系的范围。在古代埃及和前哥伦布美洲都以显著一致的设计方法建造了大金字塔。像陶器制作工艺对所有文化都非常相同，甚至用火的技术也导致产生了世界上不同地方的基本相同的工具设计。I·马什利（IgnazioMasulli）是博洛尼亚大学的知名历史学家，他对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公元前5—6世纪的当地文化所制造出的罐、盆和其他人工制品进行了深入研究。马什利发现，对它们基本设计的这种显著的重复现象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考古学家已经证明，这些文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从实用角度看，设计的范围远远大于它们实际采用的方法。这种现象是普遍的。尽管每个文化附加了它自己的一些细节，但阿兹台克人、祖鲁人、马来人、古代印第安人和中国人都似乎是根据一个共同的模式或原型来制造他们的工具和建造他们的墓碑的。

除了自然的人工制品外，所有文化模式几乎都是同时出现的，虽然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古代犹太人（希伯来人）、希腊人、中国人和印度人的文化大发展出现在非常广泛的各个地域，但它们实际上是同时出现的。主要的犹太人预言家在公元前750—前500 年的巴勒斯坦享有盛誉；在印度早期优波尼沙（吠陀经之一部）于公元前660—前550 年形成；悉达多佛生活在公元前563—前487 年；孔丘约在公元前551—前479 年在中国教书讲学；苏格拉底于公元前469—前399 年生活在古希腊。正当古希腊哲学家创立了西方文明（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那里）的基础时，中国哲学家也建立起了东方文明（在儒家、法家、道家那里）的观念基础。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的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分别创立了他们各自的学院，许多巡回演说的博学之人向国王、君主和市民提出忠告和发表演讲；在战国后期的中国，类似的不知疲倦和富有创造性的哲人创立了学校，并向公众讲课，创立教义和在诸侯国之间纵横捭阖。

同时性的文化成就并不只限于古代文明，它们在当今时代也同样发生。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有许多互不知道对方工作的不同研究者同时出现顿悟的例子。这些例子中最著名的就是牛顿和莱布尼茨几乎在同时独立地发明了微积分，达尔文和华莱士同时独立地提出了生物进化的基本机制，贝尔和格雷同时独立地发明了电话。

跳越同种文化的不同分支的同时顿悟的例子也并不少见。正当牛顿用三棱镜来分解进入他剑桥寓所的窗户的光柱时，威梅尔（1632—1675年，荷兰画家）和其他荷兰画家也正在研究透过彩色窗户和门玻璃的光的性质。当麦克斯韦用公式来说明他的电磁学理论（根据该理论，光是由电波和磁波的相互旋转产生的）时，脱尔诺（1775—1851 年，英国画家）正在把光画成旋涡状。在最近几年，物理学家根据超对称理论一直在探索多维空间，而同时，并明显地完全相互独立的前卫派艺术家已开始在他们的画布上实验视觉的重叠，以代表多达7 维的空间。

空间和时间，光和引力，质量和能量都已经被物理学家和艺术家作了研究，有时是在同时，有时一派比另一派早一点，但这两派都不知道对方的工作。在他的著作《艺术和物理学：对空间、时间和光的平行洞察》中，L·谢莱因（Leonard Shlain）提供了许多实例证明了艺术家们反映和期望的东西正是物理学家心灵中出现的需要突破的有关概念，但艺术家对物理学和物理学家所关心的任何事都一无所知。所有这些对应仅仅被说成是偶然的巧合就能对它们不加理会吗？

推 论

在做拼板游戏时，随着游戏的进行，任务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图形出现得越多，剩下还没有拼的板就越少，这样你就可以越来越容易地把剩下的拼板拼接到图形中缺少的位置上去。

类似的情况正发生在我们探索统一理论的这一阶段中。我们大体上知道在当代科学世界图景中还缺少什么：它就是能够说明自然界中连续形成有序和组织的有序化原理。我们仍有一些没有得到解释的谜，它们就是我们在上面所回顾的宇宙现象、物理现象、生命现象、心灵现象和文化现象中的各种不解之谜。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些谜的适当解释是否可以填补科学世界图景上所缺少的部分。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归纳一下这些谜的主要方面，然后再试图阐明它们的深刻意义。

——在宇宙世界中，物质是从何而来的？如果说物质是在大爆炸的过程中产生的，那么宇宙中某些星系的年龄为什么会比宇宙本身的年龄还大呢？

——三种不同元素（氦、铍的不稳定同位素和碳）的共振频率尽管极不可能调谐，但它们却调谐得非常精确，结果产生出足够的碳构成更重的元素——宇宙中的生命构件。

——从出现生命这一表面现象看，宇宙中的物理常数精确地相互调谐也是一个极不可几的事件，这包括宇宙中“物质” （即重子）的数量和分布恰到好处，普遍存在的力的值以及中子、质子和电子各自的电荷也精确地相互平衡。

——在物理世界中，由检验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实验所引起的佯谬关系到开始时一起产生，后来在空间上相互分离的粒子的量子状态，这些状态是瞬时相关的，而瞬时相关显然是违背现代物理学原理的。

——在双缝实验和分光束实验中，相继连续发射的电子互相干涉，不论它们是几秒钟前在实验室中产生的还是几十亿年前在遥远的河外星系产生的。

——在环绕原子核的壳层中，电子互相排斥到符合泡利反对称原理的连续能极，尽管它们之间并不交换动力，大多数核子和它们的轨道电子都有这种排斥现象。

——在生命世界中，无论就单个有机体的形态而言，还是就它们的组群分类而言，已经出现了高度的多样性和一致性，尽管人们知道进化所能利用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认为它受突变和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的支配。

——在有序的进化潮流中，已知单个有机体能繁殖它们复杂的多细胞结构，尽管它们的每个细胞只包含同一组遗传指令，而且这些指令似乎不可能通过与自然选择邂逅的偶然突变而进化。——有些有机体能够超越再生程序的历史功能（因而同样也能超越自然选择的樊篱）而再生肢体和器官。

——在心灵和意识世界中，信息的传递有时似乎超越了感觉和知觉。

这种信息的传递不仅发生在个人之间，而且还发生在群体之间；不仅发生在原始人之间，而且还发生在现代人之间。——在特定情况下，个人似乎能够回忆起他们过去的几乎所有经历，甚至还能回忆起好像属于其他人的前生命经历。

——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不同的社会文明尽管相距遥远，互不相知，但它们却创造了极为类似的器具和建筑，甚至其社会成员对某一现象会出现同时的顿悟。

我们应当如何解释这些奇异的发现呢？由于其中的大多数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发生，而且有些还能够在严格受控的实验中发生，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不予考虑。相反，我们应力图阐明这些发现的意义。

○我们一开始就指出，物理世界的谜涉及粒子和其他物理系统之间的信息传递，也涉及它们的特性的协调。在某些条件下，一个粒子能瞬时地知道另一个粒子的状态，即使这两个粒子不交换已知的任何形式的能，而且处于时空中的不同点。此外，主要种类的粒子和包含在粒子中的自然力的特性在整个时空中精确地协调一致。

○生命世界的谜涉及进化过程中随机性的限度和对某种因素的需要，这种因素能使变化的概率偏向有利于有序性和一致性的结果。在产生和繁殖中，似乎需要某种因素“告知”多细胞有机体中的细胞有关整个有机体特有的动态构型—空间的信息。在更高的组织层次上也需要类似的信息因素来解释在范围越来越广的环境中观察到的单个有机体的适应性。

○心灵和文化现象中的谜意味着个人之间和个人群体之间超越感觉界限（因而似乎也超越时空界限）的信息传递。

这些确实是令人不解的谜，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它们并不新奇，正像科学是洞察神秘的活动一样，它们是自然界的神秘活动，但在考察这种活动时，科学需要灵活一些。理论上的根本革新需要深思熟虑，上述佯谬可能就是这种情况。除非它们允许新的看法来完成关于它们的基本理论，否则非局域相互作用，同时波和粒子的特性以及非动力学相关性就会阻碍量子物理学家战胜“烟龙”哲学并越过“观察”和“现象”而达到“观察到的事物”和“实在”。

生物学家也面临着需要相应的理论革新。只要科学家不超越独立的单个有机体的遗传机制去寻求解释，复杂有机体的产生、繁殖和进化就将继续是生物学的“形式问题”。只要生物学家认为进化完全依赖于突变和自然选择的偶然过程，他们就仍将不可能说明在自然界中观察到的一致性和复杂性。

认知科学，无论是围绕心理学的“软”分支还是围绕神经生理学的“硬”分支，都面临着基本的挑战——不能通过传统论点来解释认知现象；心中的一切必定是通过感觉器官进入的，因此必须根据贮存在脑中的信息来解释。在这些新出现的科学中，对大脑（和心灵）和世界（包括其他的大脑和心灵）之间“额外”的交流通道需要仔细考虑和认真研究。

这些佯谬看来确实意义深长，它们确实具有共同的冲击力，它们所显示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和事件的联系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要紧密得多，起连结作用的因素似乎与所有的自然领域（生命世界和物理世界）都相关。如果不存在联系，我们就不可能指望自然界中会出现任何比氢和氦更复杂的东西；像生命所必需的那些复杂系统的存在，如果不归因于一位万能的上帝的意志，就得归因于不可预测的命运；同样，生命系统的进化，它们的产生、繁殖和它们之间的交流（包括人脑间的交流）仍将是诗歌或宗教敬畏和惊奇的对象，而不是科学理解的对象。

另一方面，如果科学家准备承认他们的理论中具有相互联系的因素，那么我们所回顾的许多不解之谜就能得到解决。然而，这种理论革新能为了特殊的目的或者能在我们所了解的宇宙本质中找到根据吗？它能为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在自然界中具有起作用的有序化原理提供决定性的证据吗？

这些问题需要考虑，下面我们就将这么做：首先讨论与当前已经确认的科学知识有关的似乎可信的答案的原理；然后把这些原理进行去伪存真，进行精炼以汇集成一种一致的假设：宇宙何以能在从混沌到和谐的巨大进行激流中逐渐组织自身。

第3 章对“谜”的各种试探性解释

正如我们看到的，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图景是模糊的，它不能为迄今为止人类所发现的各种奇特的自然现象（各种形式的“谜）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许多大科学家已经开始检验他们关于意义的假设，这些意义隐藏在他们所描述的观察现象和方程的背后。当他们面临反复出现的反常现象和矛盾时，他们不再临时修补原有理论，而是超越它们，面向大胆的新概念和新假说。

为探索科学观察中面临的反常，越来越多的社团和协会正创建起来，它们正在从科学组织的边缘走向中心，科学正处在又一次“革命”的阵痛之中。现在已经进入轨道的这场科学革命比哥白尼革命更快，比爱因斯坦革命更广泛。它的典型特点是把范围广泛的发现都整合在一个高度统一的、简单的理论框架中，这是因为在科学上，你不能简单地把新的条件附加到已有的概念上而解开一个谜或回答一个问题。在临界接触点上，当反常现象积累到超过主要科学家能够忍受它们的极限时，就出现向新的基本假设的跳跃——到一种新“范式”。像这种范式转换不仅把在某一理论框架内某一给定领域中的反常现象，而且还把已知的东西都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整合在一起。

在这一章中，我们就来回顾先锋派科学家对世界统一图景的探索和对各种“怪诞”的自然现象所作的试探性解释（假说）。

1 新物理学的大统一理论

对统一的探索所遇到的复杂性比几十年前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大，不仅有四种普遍存在的力，而且还有大约300 多种“基本”粒子——还不包括被认为是各种基本粒子的基本组成部分的夸克。

从本世纪初以来，每年都越来越详细地揭示出原子的内部结构，而且使得关于原子和亚原子的理论越来越复杂。原子本身是在19 世纪末被分裂出来的，人们因此知道了占据它的能量壳层的是电子，但没有人知道后来会出现多少不同的粒子。有关的发现随着粒子加速器的发展而来，随着每一台比以前更强大的新加速器投入使用，一系列新粒子在碰撞中出现了。20 年代，人们只知道三种亚原子粒子：光子、电子和质子。E·卢瑟福当时指出，在原子核中必定还有其他粒子，它叫做中子。当实验证实了这种粒子的存在时，基本粒子的目录已经开始扩大。1930 年，在一次旨在解释某些令人困惑的有关放射性原子核衰变方式的实验的理论论证中，W·泡利提出了存在中微子的假设，25 年后，中微子的存在得到了实验的证实。

由于量子理论的出现，人们尽管已经比较了解原子的电子外壳，但原子核依然还是一个谜。是什么力在维持它的稳定性呢？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还有一种新的基本粒子，因为根据预测，它的质量介于质子和电子之间，所以它被叫做介子。汤川假设，质子和中子不断地交换介子，而使原子核保持稳定的正是这种交换。

但是当实验者们开始寻找介子时，他们发现的不是一个粒子，而是一个粒子家族，其中包括μ介子和π介子。由于建造了更大的粒子加速器，同时还由于物理学家们利用火箭来寻找包括来自地球大气层以外的宇宙线在内的核碰撞的证据，基本粒子的一个新系列出现了。其中有些粒子的发现与具体理论所作的预言恰好相符，而另外一些粒子的发现则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有些粒子能存在很久，而其他粒子几乎在产生出来的同时就消失。

第一批基本粒子（如电子、质子、中子和早期的介子）的出现是意料之中的，和当时流行的原子理论完全吻合。当物理学家们把实验进行到越来越高的能量层次时，观察到的结果和理论就不再相符。例如，尽管理论预测某些交换粒子只能“存活”转瞬即逝的10-23s，在这段时间里光线几乎通不过一个基本粒子的宽度，但实验显示这些粒子存在了整整10-10s，这段时间长到足以让光线穿过一个房间。因为这些粒子持续的时间是预料中的十万亿倍，并且总是成对地出现，所以物理学家们把它们命名为“奇异粒子”，它们是最早一批来到粒子动物园的粒子。

为了在这个粒子动物园的外来移民中建立秩序，M·盖尔曼建议按照独特的“八重”法对粒子进行归类。这一归类法预先假定，粒子由盖尔曼称之为“夸克”的更基本的实体组成。一开始，人们想像有三种不同的夸克：即μ （上）夸克，d （下）夸克和S （奇异）夸克。质子由两个d 夸克和一个μ夸克组成，而交换粒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S 夸克，这样就解决了粒子分类中的一个困难问题。尽管轻子（像电子这样的小质量粒子）具有一个相干的“对称群”，但强子（像质子和中子这样的重粒子）则没有。然而，如果每个强子由三个夸克组成，那么强子家族也可以根据夸克的组合进行整合。最终，随着更多的粒子涌现出来，三个夸克已经不够了，夸克家族增添到了六个成员。

把大规模的粒子阵整理进相干对称群是一项重大成就，但真正的统一还要求粒子所代表的各种力必须统一。在近几年里，普遍存在的力的统一范围和一致性成了努力探索大统一理论和超大统一理论的试金石。需要统一的力是通常得到公认的四种普遍存在的力：引力，电磁力，核的弱相互作用力和强相互作用力。半个世纪以前，当核力还未得到确认时，爱因斯坦就已经试图通过证明引力和电磁力的统一来建立统一场论。新物理学接受统一场论的挑战，力求把四种普遍存在的力统一在叫做“超大统一”场的单一连续统内。

统一基于以下思想：基本粒子是嵌在这种连续力场中的量子，在一个特定点上的场强表示在该区域内找到量子的统计概率。从某种意义上讲，粒子是由场强的变化产生的。物理宇宙是根据服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规律的场进行描述的，质子、电子、中子和整个粒子动物园都只是场的量子动力学的结果。这种革命性的概念已经导致了物理学重点的深刻转变——从粒子实体到把它们嵌进其中的动力学事件的总体。S·温伯格毫不犹豫地断言，宇宙的构成物是场；粒子被降到了副现象的地位。量子场论的基础在20 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就已经由约当、魏格纳、狄拉克、玻恩、泡利、费米、海森堡以及其他开拓者们建立起来。这种理论的成熟形式被称之为量子电动力学，它诞生于40 年代，它的预言在20 世纪中期所进行的高能实验中得到了引人注目的证实。由于物理学家成功地运用场的概念解释了各种根本不同的过程，因而导致了标志着统一自然界物理力各个不同阶段的其他量子场理论的建立。

第一个突破是弱核力与电磁力得到了统一。理论物理学家S·谢尔登、S·温伯格和A·萨拉姆已经证明，这两种不同的力是作为单一的“弱电力”的两种形态出现的。现在人们相信，在宇宙的早期时刻，弱核力和电磁力之间没有明显区别，但由于宇宙中开始出现结构，这种完美的对称就出现了破裂并分化为两种形态——长程的电磁力和短程的弱核力。

① 引自M·盖尔曼《重子和介子的简易模式》，载《物理学通讯》第八卷，第3 期，1964 年。

对强核力的更深刻的理解可以影响更深层次的统一。在夸克出现之前，人们假定中介力粒子（介子）连续不断地在强子之间进行交换，而正是这种交换产生了强核力现象。然而，随着强子的夸克理论的出现，就有必要假设夸克本身之间有一种力，结果表明，这种力在数学上完全可以用类似于论述电磁力的方式进行讨论。尽管夸克之间的力还没有与弱电力统一，但其表面现象非常类似。通过与量子电动力学的类比，实现了这种统一的理论叫做量子色动力学。

大统一的第一个阶段是提出一个把强电力和弱核力以及组成宇宙物质的轻子和强子都包括在内的综合理论，下一个阶段可以把这种理论扩大到把引力也包括在内。强核力已经可以用叫做胶子的新粒子来表示，而弱电力则是光子、W 粒子和乙粒子的产物，如增加引力就需要一种叫做引力子的新的力的量子。

引力场的量子化遇到了理论上的困难。爱因斯坦的引力理论是一种关于时空几何的理论——但几何的量子化意味着什么呢？此外，没有证据表明引力子确实存在，而且根据引力子所进行的计算导致了无穷的结果。有关引力的量子理论需要一种与量子场论的早期尝试不同的研究方法，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所谓的新“规范对称性”，这种对称性具有更为深奥的形式。突破是随着在数学上详细阐述所谓的超对称性而来的，与它结合在一起的量子场论变成了“量子超引力”理论。

量子超引力统一了先前属于不同类型的粒子：费米子和玻色子。虽然费米子本身与强子和轻子一样，可以归入粒子家族，而这些粒子家族又相互关联，但物理学家总是假定费米子和玻色子是绝对分开的——前者毕竟是“物质”，而后者则是“力”。但有些理论家利用超对称性的数学手段提供了一种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方法，利用“超空间”，就有可能把玻色子和费米子联系起来，因为在这种更高维的空间中，一方能够“反射到”另一方中去。问题是，还没有任何已知的玻色子能实际上像超对称镜像那样起作用，反过来也一样。只有通过引进一种全新的粒子体系，费米子和玻色子才能相互联系起来：因为每一个已知的玻色子和每一个已知的费米子都必须是一个新的超对称伙伴。结果表明，超对称伙伴的质量必须大于它们的相对镜像，而且，因为产生大质量粒子需要很高的能量，所以现有的基本粒子加速器不可能提供可以观察到这种粒子的条件。

基本粒子的数目一下子增加了一倍，而且，通过把理论渗透到超越实验证实的只以一致性和连贯性作为有效性标准的数学领域中，便能使它们达到统一。

无论如何，超对称性粒子已经克服了统一引力和弱电力的主要障碍。正如光子具有叫做光微子的镜像伙伴，夸克具有叫做奇异夸克的镜像一样，费米子“引力微子”也可以添加到通常的“引力子”上，这就使得理论家可以假设一种叫做“超引力”的统一力。

不过，即使最成熟的超对称性理论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它所预言的许多新粒子一个都没有被观察到（尽管有些物理学家相信，在电子和正电子或质子和反质子的高能碰撞中一定可以发现光微子），而且还有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它需要11 维才能成立。爱因斯坦的革命性创新是把第四维（时间维）加到人们所熟悉的三维空间上，但与在现存的四维时空上再加上7 维的建议相比，其复杂性就显得有些黯然失色了。

物理学家们继续工作，运用复杂的数学来“简化”超空间的另外7 维，以便使超对称理论同相对论的四维时空一致起来。有人假设，另外的7 维可能存在，但它们是被“卷起来”的，所以它的效应即使在基本粒子的尺度上也显示不出来。但很快就可看出，这种努力注定要失败：如果不压缩剩下的四维，并把这种理论的明显结果降到零维，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减少11 维中的7 维。

有一段时间，大统一理论的事业似乎不得不被放弃，但当时年青一代的物理学家们提出了另一种比先前的任何事物都更难理解的想法。J·谢尔克（JoeScherk）提出，粒子根本不是微粒，而是在空间自旋和振动的弦，物理世界所有已知的现象都可以由这些振动的不同组合构成，这与一首乐曲是由乐器弦的不同振动构成非常类似。

转动和振动的弦可以作为我们理解自然的基础，这种想法可以追溯到本世纪60 年代。那时，G·维内齐亚诺（Gabriel Veneziano）曾经提出，当基本粒子按它们的质量顺序排列时，它们就形成一种与音调或共鸣形成的曲调相类似的格局。后来其他物理学家受到这种想法的启发——共鸣可以由极微小的物体，即有点象粒子大小的振动的弦产生。

谢尔克的弦理论证明同盖尔曼的夸克理论是一致的，这种新理论解释了为什么在自然界中观察不到夸克：与盖尔曼所提出的理由相同，弦决不可能只具有一个单一的末端。当弦的两端被分开，就会产生新的两端；同样当强子破裂时，出现的不是单个的夸克，而是新的成对的夸克。

1976 年，谢尔克、F·格利奥兹（FerdinandoGliozzi）和D·奥利夫（David Olive）证明，可以把超引力引入弦理论中，使它成为“超弦理论”，这里，粒子—弦在高维超空间中振动。①但是超弦理论到80 年代才真正取得胜利，当时超对称理论似乎已被简化问题难倒，但J·施瓦茨（John Schwartz）和 M·格林（MichaelGreen）已能证明，10 维超弦理论完全适用于四维时空，它没有遇到过先前的那些简化问题。新的超弦小于原先理论中的弦：其普朗克长度估计为10-33cm，而不是比基本粒子大得多。

超弦理论仍然有一些问题，而且甚至它的基本概念也没有被物理学界

① 关于超弦理论发展的总的看法，见B·帕克《探索一种新理论：从原子到超弦》，纽约，普伦姆出版社，1987 年。

的所有成员普遍接受。不过，可以实现大统一的信心已经增长，几乎很少有研究粒子和场的物理学家会怀疑，总有一天宇宙中所有的力和粒子都会统一在一种理论中，这种理论可能比迄今为人类所思考的几乎任何事物都更抽象，更深奥。

2 斯塔普的海森堡量子宇宙

现在我们来看一种理论，该理论试图把我们关于物理宇宙的已知的东西同我们更直接的生命和心灵的体验整合在一起，海森堡的这一遗产被美国量子物理学家H·斯塔普（Henry Stapp）继承并发扬光大了。

海森堡本人对量子论的哲学结论的态度模棱两可：有时他暗指是心理上的，有时又指物理上的解释。他写道，“我们最终被引导到相信，我们在量子论中用数学公式表示的自然界规律不仅处理粒子本身，而且还处理我们关于基本粒子的知识。因而粒子的客观实在性概念就消失在明晰的数学描述中，故数学描述不再代表基本粒子的行为，而代表了我们对这些行为的知识。”然而海森堡也认为，“如果我们想描述在原子事件中发生了什么，我们就必须认识到，单词‘发生’是指物理方面，而不是指观察这种心理活动。我们可以说，一旦客体与测量仪器，即与世界的其余部分之间进行相互作用，从‘可能的’向‘现实的’跃迁就发生了，它并不与观察者心灵中的结果记录活动相联系。”很明显，如果从“可能的”向“现实的”跃迁（即波函数的崩坍）是由于测量仪器与粒子的相互作用，那么我们的观察所提供的量子世界就是物理实在；然而，如果波函数随观察者心灵中的结果记录而崩坍，那么超越我们的观察的量子世界在本质上就是精神的。前者给我们提供了所谓的量子力学的“本体论”解释，而后者则提供了“精神上”的（或唯心主义的）解释——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斯塔普选择了本体论的解释（尽管他作了唯心主义的修正），并把它的应用扩展到越过量子领域而进入宏观领域，这就超出了“海森堡的量子宇宙”，并在大范围的经典效应中完善了它。

量子宇宙抛弃了玻姆的以隐含序为基础的量子潜能，而保留了这样的观点：在量子理论中出现的几率分布存在于自然界中，并不仅仅存在于观察者的心灵中。量子几率分布与其突然变化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更全面地描述实在，这种描述揭示，物理世界的进化是两种过程交替地向前发展的：一种是通过类似于经典物理学定律的决定论规律渐进地进化的；另一种是以周期性地突然出现，无法控制的量子跳跃形式向前进化。后者实现了由决定性规律所产生的某种形式的宏观可能性。“探测事件”（使波函数崩坍的相互作用）发生在决定性规律已经把量子几率分布分解为相互分离的分支的那种情况下，这就实现了一种选择而消除了另一种选择。在海森堡的量子宇宙中已经实现了的选择并不限于微观世界，它也可能是宏观事件；在直接观察的层次上可以把它们区分开。

根据斯塔普的观点，海森堡的量子宇宙给了生物学，甚至心理学现象一个一致的量子力学的解释。在这个宇宙中，演变中的量子态尽管部分地

① W·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纽约，哈普出版社，1985 年，第54 页。

受数学规律支配（类似于经典物理学的规律），但它并不是指任何真实的东西，它只描述了与实际事件相关的可能性和概率性，所以宇宙不再是类物质的（matter-like），它是类心灵的（mind-like）。现象的类物质方面仅限于某种数学特性，这些特性也可以只理解为进化中的类心灵世界的特征。把经典物理学（在这里没有心灵的自然位置）的含意颠倒过来就是海森堡的量子宇宙（在这里几乎没有物质的自然位置）。

斯塔普得出结论，如果这些非经典的数学规律被接纳为本质上是心灵世界的特性，那么我们就似乎在量子理论中发现了一种科学的基础，这种科学也许能够以数学和逻辑上一致的方式成功地处理从原子物理学到生物学，到宇宙学的科学思想的整个范围，同样也包括在经典物理学框架内显得非常神秘的领域，即人类大脑中的过程和人类意识经验流之间的联系。

3 普里高津的不可逆进化

能够说明自然界中渐进组织的理论必定是一种进化理论，充分理解进化（在这个词的全面意义上，而不是局限于生命的进化）给了我们一张从物理学到生命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的通行证。在这个词的普遍意义上的进化理论，即“一般进化论”，能说明亚原子粒子的组合为什么能产生原子结构，进而产生分子结构，还能说明这些结构为什么能凝聚成基本的生命构件和为什么能进一步结合为复杂有机体和有机体系统这些更为紧密的结构。直到最近几十年，某些哲学家才创立了一般进化论，他们以敏锐的洞察力填补了科学知识的空白。尽管他们走到了他们时代的前头，但像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斯宾塞的《第一原理》，S·亚历山大（SamuelAlexander）的《空间、时间和神》和A·N·怀特海的《过程与实在》这些著作都是进化思维的不朽丰碑。不过，近来有些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可以把进化提升为一种准普遍现象——从哲学思辨领域直到用数学表述和用实验证实的科学领域，在这种发展中，出身于俄国的物理化学家和热力学家普里高津应受到特别推崇。他的工作受到了科学界的赞赏，因而获得了1977 年的诺贝尔奖——形式上是在化学领域，因为没有跨学科的奖。普里高津是最早认识到研究进化过程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人之一。他说，生命系统不像时钟可以通过其部分之间的简单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在一个有机体中，每一个器官和每一个过程都是整体的一种功能。普里高津还指出，类似的观点在社会科学中也是必需的，关于热力学上的开放系统的不可逆进化理论适用于物理化学、生物学系统，甚至人类系统。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经典的热力学一直关心自由能在封闭系统中向废热的转化和随之而发生的有序变为无序，实际上，这种思路的最终含义是宇宙的热寂。但是到了本世纪30 年代，热力学家们又开始探索新的方法， L·昂萨格（Lars Onsager）1931 年的专题论文《不可逆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提出了一个新方向：研究远离平衡而不是接近平衡的不可逆过程。1947 年，普里高津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了远离平衡的系统的情况；到了60年代初，以色列物理学家A·卡恰尔斯基（Aharm Katchalsky）与美国物理学家P·F·柯伦（P.F.Curran）一起仔细研究了非平衡热力学的数学基础。这两位研究人员指出，由于把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封闭系统中的渐进变化，所以热力学一直没有正视真实世界的系统——非线性地进化和开放并远离平衡的系统。

① 见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年；或拉兹洛编《进化的新范式》，纽约，戈登和布里奇出版社，1991 年。

一种非平衡开放系统在运作时消耗熵：它从周围环境输入自由能并向周围环境输出熵。物理学家E·薛定谔（Erwin Schr■dinger）在本世纪中叶曾经提出，“生命是*负熵来养活的”。用普里高津的话说，耗散结构从其周围的能量流中获得负熵，以此来组织它们自身，并使自身有序化。一种开放系统能够输入多于它消耗的熵的负熵，因此它会逐渐发展和进化。这个过程是“通过涨落达到有序”原理的有力例证。因为没有任何开放系统是完全稳定的，所以会出现涨落，这种系统的状态永远围绕着规定它们特定参数的值涨落。例如，热血的有机体实际上从来没有被定义为“正常”的固定温度，但如果这个有机体是健康的，那么它的体温就围绕着正常值涨落。在开放系统中可能有引起更大涨落的干扰，当这种涨落达到临界水平时，系统就不再能减缓这种涨落使之恢复到正常的衰减涨落状态。处于临界不稳定的系统要么消散——“死亡”，要么进化。有机物种的个体或早或迟都将死亡，而物种本身没有必要灭绝，它们的种群能够变异和进化。

当临界涨落起核心作用并推动系统向新的存在方式前进时，便导致进化。在不稳定的关键相变期，临界涨落的相互影响产生新的秩序。如果系统是在进化而不是在退化，那么在许多可能的涨落中至少有一个必定起核心作用——这就是说，它扩散到整个系统并影响其结构的转化。如果涨落成为核心，那么整个系统就获得一种结构性组织，而这种组织比先前的组织更能抵御引起临界涨落的干扰。系统的新结构规定了它的特征值今后围绕其涨落的标准值；系统不会退回到它原先的组织模式。干扰、临界涨落的随机相互影响和一种或几种涨落的成核是共同规定进化过程的非线性动力的要素。

■图6 涨落引起临界不稳定，从而导致稳态之间动态的不确定转化

耗散系统动力学为我们理解自然界不断增长的复杂性提供了基础。当临界涨落（或者在系统内部，或者在其环境中）使处于远离平衡态的系统不稳定时，复杂性过程就开始出现了。不稳定的系统或者在负熵流和自身产生的熵之间建立起新的动态平衡，或者就进入混沌态，由此导致它的过渡（如果不是崩溃的话）。如果耗散系统在寻找新的动态平衡时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得到了统计学上的可能性：这一状态将比那种不稳定态进化得更结构化和更复杂化。这就意味着，在耗散系统中由随机涨落而引起的不稳定性把大多数系统推离热力学平衡的惰性状态，而向明显的但固有的不稳动态平衡（在这种状态下，生命就会出现）*近。

混沌（临界涨落的随机相互作用）和紧随系统先前状态的失稳而出现的过渡是说明普里高津跨学科统一理论的相互作用动力学的关键因素，这一动力学支配着观察领域中的所有系统：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生态的直至人类的。

① I·普里高津《不可逆过程的热力学》，纽约，威利交*科学出版公司，第三版，1967 年；也可见《通过涨落达到有序：自组织和社会系统》，载《进化和意识》，由E·詹切和C·瓦丁顿编，马萨诸塞，艾迪生—韦斯利出版公司，1976 年；或《从混沌到有序》（与I·斯唐热合著），纽约，矮脚鸡图书公司，1984 年。

4 玻姆的隐含序

D·玻姆（David Bohm）的隐含序理论把有关自然界中组织原理的讨论转换到一个不同的方面。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玻姆一直在同物理学中的教条主义和自满自足作斗争，并同量子论中的现象论和唯心论进行论战。50 年代，他提出了“隐变量”理论，力求把对亚原子粒子表现形式的概率理解转变为爱因斯坦所要求的决定论理解。但最近几年，玻姆已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万事万物，包括有序的出现，机遇和必然的相互作用，都来源于某一基本层次，它是实际体验到的显现世界的基础。玻姆认为，在过去的40 年里物理学的基本理论观念一直处于一种严重的和持久的混乱状态，因而一场深刻的变革被长期延误了。玻姆提出的改造是根本性的，他争辩说，有两个层次的实在：一个层次在世界的各种现象中显现自身，而另一个是更基本的层次，它隐藏在深处。

对宇宙的任何真正基本的描述最终都必须以这一更深层次的有序为基础，玻姆把它称之为隐含序。它的基本特征是，在时空领域中所出现的一切都是潜在的“包容”序的表现。旋涡就是一个例子，它有一种相对固定的、周期性的和稳定的形式，但没有独立于它在其中出现的流体运动的存在。两个相互*近的旋涡合并形成一个完整的旋涡，而这个旋涡也来自潜在的运动。尽管隐含的基本序涉及到整个流水，但显现序与旋涡一样，是一种显然独立的稳定形式。从远处看，旋涡可能具有独立的稳定液体的一切外表，但它的显现序却产生于流水的隐含序的原动力。

基本的隐含序和表面序或显现序之间的关系也是由一个简单的装置来说明的，这种装置实际上建立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学院。它由两个同心的玻璃圆筒组成，在两个圆筒之间装有像甘油之类粘性很高的液体。把一滴不溶解的墨水滴入这种液体，并让外圆筒缓慢转动，结果发现，墨水滴被拉成了线状形式。如果转动的次数足够多，那么原先的墨水滴就会在甘油中逐渐消失，但是，当圆筒反向转动时，线状的墨水会重新变成墨水滴。墨水滴由分离的碳粒子聚合体构成，碳粒子的运动速度与其周围液体的运动速度相同，当它们被拉开时就变成了可见的线状形式。如果把两滴墨水放进液体，每一滴都会构成一个独立的线状形式。如果两条线相交，两滴墨水中的粒子就会混合起来。但当作为基础的液体逆向运动时，每条线中的粒子就会重新返回到各自的墨水滴中。在这种模拟实验中，玻姆把注意力转向墨水滴悬浮于其中的整个溶液，而不是碳粒子本身，粒子属于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溶液总体，在其中所有粒子都包容或包含在一起。

① D·玻姆《整体性和隐含序》，伦敦，劳特利和基根·保罗出版司，1980 年。

隐含序就是墨水滴实际上包容在液体中，因而其自身不能被觉察，只有当圆筒转动时这种包容才显现出来，而且被包容的粒子被拉成连续的单元。因此说，显现序是唯一可见的有序，在这里粒子仍保持着外在关系：它们可能混合在一起，但不能相互渗透——它们甚至在相互接触时也保持着自身的样子。

玻姆认为，这个简单的例子是对明显现象中的循环性和稳定性的一种解释。不过，只要循环不是完全的或完整的，它也允许形式有所变化。例如，每个连续的粒子总体都能产生形状和大小类似的墨水滴，尽管它们所处的位置不同。连续的位置差异可能是相似的，而如果确是这样，那么我们就得到了一条有规则的线或带，在这条带上也可能有断裂和不连续，而这些断裂和不连续可以被看作类似于量子论描述的状态跃迁。这样的轨道形式可能有许多，它们的墨水滴的包容总体会互相混合——尽管它们会表现为沿着相关的曲线轨道相互作用的离散粒子。

根据玻姆的观点，显现世界的整体作为稳定循环形式的表面部分来自隐含序，因为在隐含序中万物都是一起给定的，所以自然界中不再有偶然事件，表面序中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隐含序的表现。在明显现象的层次上不可能出现任何新东西——进化本身仅仅是外表。夸克同有机体、星系及原子一样，永远是隐藏在可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隐含序的一部分。

玻姆理论的更加具体的方面还没有被广泛了解，尽管它们是有意义的：它们关注着隐含序和显现序的相互作用。在显现序的可观察世界中，物质粒子的运动是恒定地由隐含序所引导的，这种引导通过称为量子潜能的“导航波” （Pilot wave）发生。与引力常数G 非常类似，量子潜能（用符号Q 表示）遍及整个时空。然而，Q 起源于隐含序，它超越了时空。这样，粒子本身并不具有粒子和波动的两重性质，它们是真正的粒子，观察到的波动性来自于以在其粒子结构上的导航波为基础的隐含序的效应。总之，可观察到的显现世界仅仅是前台的表演者，而隐含序者才是后台的策划者和操纵者。

5 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发生场

80 年代，有些理论生物学家对解释观察到的有机形态的一致性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然界显示出众多的形态和结构，但也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极大的一致性。为了弄清楚生物界的有序是怎样才得以产生的，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关于有机物种的形态的发生。英国生物学家R·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认为，除遗传程序之外，还有另一个因素在有机体中起作用，他把这一因素看作是一种形态发生：即产生形态的场。

早在20 世纪20 年代，为了说明胚胎学和发生生物学中的过程， A·格威奇（Alexander Gurwisch）就假设了这种场的存在。格威奇把形态发生的规律看作是一种无形的因素，并把它称之为形态发生场。他的许多同时代人都接受了这一概念，并把它同围绕条形磁铁两端的场联系起来。有一种扁体蠕虫，当它被切成两半时，每一半都会发育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形态发生说对它的解释是，这种再生是受一个特殊的生物场支配的，正象一根磁铁被截成两半时会形成两根新的磁铁，每一根磁铁都有自己的完整的磁场一样，当扁体蠕虫被一分为二时，它的形态发生场就分裂为两个完全相同的场。这时，每个完整的场都支配着一半扁体蠕虫发育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1925 年， P·韦斯（Paul Weiss）开始运用生物场的观念来解释动物失去肢体和器官的再生过程。在此后的10 年中，研究人员改进了这些观念，生物学家C·沃丁顿（Conrad Waddington）和数学家R·托姆（RenéThom）又通过把这种生物场划分为几个“结构稳定性”区域进一步阐述了这些观念。

最近，理论生物学家B·古德温（Brian Goodwin）提出，分子、细胞和有机体仅仅是结构的单元：生物场才是有机形态和组织的基本单位。按照古德温的观点，当生物场作用于现有的有机体上时，生物界的形态就随之而产生。①生命本身在有机体和环境的分界面之间，在由有机体场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神圣的舞步”中进化。由于整个有机体产生控制其每个部分的场，所以生物学是一种关于整个系统的科学。

在评价生物场的实在性时，意见有分歧。对许多生物学家来说，它们仅仅是概念工具，当没有其他解释时，就把它看作是具有启发性的方法。古德温认为，它们具有更多的意义：最起码可以这么说，场同有机体本身一样是实在的。但是，它们确实独立于受它们控制的有机体而存在吗？古德温既没有完全肯定也没有完全否认，他把这种存在的可能性看作是一个有待解决的开放性问题。不过，其他的研究人员似乎走得更远，前苏联科学家V·M·伊纽欣（V.M.Inyushin）就把他叫做“生物场”的东西看作

① B·古德温《发育和进化》，载《理论生物学杂志》第97 卷，1982 年，第43～45 页。

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实体。在他看来，这种场是物质的第五种状态，它由离子、自由电子和自由质子组成。对人类而言，这个场附属于人脑，但伊纽欣认为它可能超出有机体并产生心灵感应现象。谢尔德雷克也坚持认为，生物场具有它们自身的实在性，尽管它们并不带有任何形式的能量，但它们存在于受其影响的有机体之外。根据谢尔德雷克的理论，这些场不断受到以前存在的同类有机体的影响并被强化。例如，有一种受以前活着的兔子所影响的“兔子形态发生场”，这些场构成了每个物种的典型形态的集体记忆，物种活着的成员通过超越时空的因果链与同一物种的过去成员的形态接合起来。谢尔德雷克通过形态发生的谐振过程解释这种接合是怎样起作用的：这种谐振过程是在形态和形式相似性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无意识现象。据说这种现象并不仅限于活着的有机体，它不但在晶体、分子和原子的范围内影响形态形成的过程，而且在人类的心灵中影响形态形成的过程。

行为方式也受形态发生场的支配，谢尔德雷克声称，行为方式一旦被学到手，就比较容易重复，从晶体到老鼠到人类的各种经验材料都可以作为这种假设的佐证。晶体的第二次和其后所有各次的合成都比第一次快；老鼠学习诸如逃离迷宫这样的行为规则时，如果有一组与它们无关并相隔一定距离的老鼠已经掌握了这种规则，前者就逃得更快；人类的学习也是如此，一些人在某些方面的学习导致其他人更容易地进行类似的学习。

据说，形态发生场完全通过谐振起作用。显然，产生谐振的物体越类似，谐振的作用就越有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影响一个场的物体和被场影响的物体之间具有类似性，那么谐振就会加强，谢尔德雷克认为，这就解释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原因。有生命的机体的形态更像他们自己祖先的形态，而不像其他任何物种的形态，因此，每一种有机体的发育都受到它自身所属物种的特定形态谐振的影响。强化原理认为，某一物种现存的有机体越多，这个物种的有机体就可能产生得越多。看上去，谢尔德雷克的形态发生场不仅能很好地解释生物学上的形态发生之谜，而且还能作为解释动物行为方式的理论基础，正由于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明显的科学意义。

① V·M·伊纽欣《理论生物学原理》，阿拉木图，哈萨克国立大学出版社，1978 年。

① R·谢尔德雷克《关于生命的新科学》，伦敦，布朗德与布里格斯公司，1981 年；或《现在和过去》，纽约，时代出版社，198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