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路口-21世纪的人类将走向何方 ？

 

作者：陈 明

 

 

序言

 

 

       人类社会经历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后，在最近几个世纪步入了工业文明。 在科学及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工业文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上个世纪末，在高科技及网络经济的推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势不可挡的全球化浪潮。在新的世纪初， 人类将面临一种全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可循环的。当人类进入了工业社会，在科学及市场的推动下，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是与此同时，人与人及自然的关系却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本文将以意识形态的视角来破析这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并进而倡导一种全新的文明——生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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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的影响

 

       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前苏联的垮台。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的胜利，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发扬光大。

 

       美国作为一个经济及军事大国，在苏联垮台后，自以为它是全球唯一的领导力量。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了使本国的经济得到发展，都希望从受西方国家，尤其是从美国所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得到各种贷款。在得到这些贷款的同时，这些国家必须接受很多附加条件，如开放市场、推进私有化改革、开放金融市场、加快民主进程及放松政府管制等等。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的，而且没有考虑到各国自身的文化及其国情。由于，美国在第三世界推行的是最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这在美国也是无法得到贯彻的)，结果，在第三世界，尤其是拉美国家频繁地出现严重的经济及社会动荡。而美国对第三世界人民由此所遭受的痛苦却表现得极其冷漠。这从两个不同侧面都反映出美国的伪善，同时，也从根本上破坏了美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形象。

中国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经济）落后就要被挨打。为了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各种“侵略”，从一九七九年开始，中国逐步踏上了市场经济的征途。在短短的二十多年里，中国飞速地从极端的“计划意识”切换到极端的“市场意识”。中国国力的明显增强及持续的高速增长使不少精英人物，尤其是经济精英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中国的所有问题。可是，在新世纪初，中国人民遇到了与拉美国家，甚至美国同样的困惑。在中国，前几年，股市的严重缩水，使亿万中国股民蒙受了巨大损失。同时，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生活费用的不断攀升，越来越多的人无法从中受益。环境及生态的破坏也已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状况。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中国遭遇金融风险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另外，教育问题、三农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及农民工问题等等越来越成为新世纪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是市场所能解决的，这正像许多经济问题不是政府所能解决的一样。

广大拉美国家在经历多次“经济周期”之后，不仅逐步认识到美国的伪善，而且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意识、放松管制、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及不顾本国文化的全盘西化给他们所带来的深重灾难。

美国在经历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繁荣之后，由于股市的大量缩水，使数百万股民用于养老的基金血本无归。而美国的CEO们确在为自己赚取数亿美元收入的同时，“还能为美国社会，甚至全人类服务”。尽管在美国没有实行最极端自由的市场，但是，在美国已经有不少有良知的人在呼吁政府与市场的平衡。

如果说，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中求得生存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当该民族度过了生死关后，就应该立即回到自我发展的道路上来。任何脱离了本国文化及国情的发展道路，任何离开了人与人及自然和谐的发展道路，以及任何不求市场与政府之间平衡的发展道路都将给该民族及人民带来严重后果。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不能把自身的利益建立在广大第三世界的人道灾难及生态灾难之上。要想做到这一点，美国人民首先得从根本上克服自身狭隘的个人主义。在美国国内之所以能实行比西方其它国家更极端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因为美国人民崇尚个人主义。美国的开过元勋使所有美国人相信：“作为社会的细胞，每个人若能充分发挥其潜能，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能得到健康发展”。这看起来是很有道理。可是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如果机体内的“细胞”不能协调发展，整个机体是不可能长期得到有效发展的。从全球层面讲，如果各个民族都按照美国的信念只求自身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协调发展也必然遭到严重威胁。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极端恐怖主义就是由全球不协调发展所奏出的最强烈音符。

 
       不仅如此，这一信念根本没有考虑到整个自然界也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由于

美国人只考虑“以人（美国人）为本”，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自然环境及资源也是极不和谐的。如果当今世界所有人都按照美国的生活方式生活，那么，十个地球的资源都不够。

 

       另外，这一信念没有考虑到人类与其祖先及子孙后代的关系。具体表现在它对别国历史文化的严重践踏以及不顾生态极限的生活方式。自从苏联解体后，美国认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将不复存在。它可以不顾别国的历史和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其放任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金融开放、贸易自由化及民主意识等等。美国的所作所为，短期内可为本国，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从长远利益讲，他的全球领导形象却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从自然资源的极限讲，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很不负责任的，它根本没有考虑到子孙后代。按美国人民的逻辑，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物质享受而不用考虑子孙后代及别国人民将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生活环境中。

 

在国内，它提倡所谓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它却奉行单边主义。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已经看清了美国的伪善本质。它们已不再跟随美国的利益。所有这一切都说明美国的这一理念必须加以调整，否则，不仅它的领导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其长远利益也将得不到保证。

 

如果美国继续奉行较极端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国家很难踏上自我发展的道路。世界的和平与健康发展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达尔文的进化论

 

       从人类具有动物性的一面讲，达尔文的进化论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可是，人类又具有社会性的一面，从这一层面讲，达尔文的思想就显得非常片面。

 

       上个世纪的二战就是由于希特勒把达尔文的进化论错误地用到了社会领域所导致的。从生物基因讲，人与人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一点也得到了科学的论证。但是，人类的社会性决定了人类不仅有适者生存的一面，更有相互依存的一面。这一点在全球化的今天尤为重要。相互依存的观点不仅适用于人类社会，而且更要推广到整个自然界。今天，我们倡导天人合一的观点就是要强调人的社会性。我们不仅要与我们的同类和谐共处，而且要与其它生物及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如果说，二战由于达尔文理论的错误运用使几千万人命归黄泉，那么上个世纪末，规模空前的企业兼并战同样充满着动物的兽性。其惨烈程度绝不亚于二战，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它们所遵循的游戏规则也是一样的，即适者生存。所不同的是我们不仅把这一理论用在了我们的同类之间，我们还把这一理论推广到了生物界及自然界。如果人类的精英不能在21世纪自我反省，最终将遭受来自这三方面的报应。

 

       如果将来人类还有幸站在3000年回首我们人类在最近几百年的历史，人们将会发现：在科学及市场的推动下，人类的物质文明得到了飞速发展，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可与此同时，人与人及自然的关系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恶化。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变得更加融洽，而是越来越冷酷，除了竞争还是竞争。不仅竞争的领域被不断扩大，而且这种竞争对每个人来讲变得越来越漫长。在“适者生存”的理念鼓舞下，生物的多样性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许多生物已经灭绝，还有很多生物将以惊人的速度濒于灭绝。在自由市场经济意识形态的推动下，这种理论被进一步推广到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人类的“适者”像对待同类的弱者及其它生物一样肆无忌惮地掠夺大自然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各种资源。如果这种势头不加以控制，大自然的资源再生能力将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在21世纪的某一天，人类所需要的资源曲线必将与大自然所能产生的资源曲线交会。与此同时，人类每天向大自然排放数量惊人的废气，废水及各种不可消解的废弃物。现在，人类已经开始品尝这一理论所带来的苦果。目前，这种苦果主要由“不适者”来承担，将来总有一天，人类的“适者”也必将吞下最后的苦果。

 

       在新世纪初，人类必须做出选择：我们是继续跟随精英们玩适者生存的游戏，还是改变游戏规则或者至少限定这一游戏的领域。对于这样的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得首先做出回应。在全球化的今天，经济发达国家必须作出选择：是继续把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欠发达国家的利益之上，还是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且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另外，各国的精英也得面对这些问题，做一个负责任的21世纪公民。只有这样，人类的长治久安才能得到根本保证。

 

 

科学的思想意识

 

       纵观人类历史，科学技术在最近几百年得到了飞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宗教意识越来越式微。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科学可以解释一切，而且科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就像市场意识一样，科学意识也进入了它不该进入的领域，从而使人类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广岛的原子弹、人类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环境的破坏和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金融风险都给人类及自然带来了不可挽回的创伤。

 

       尽管，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飞速发展，但相对于整个宇宙，人类至今所掌握的知识只是沧海一粟。尽管，人类能乘坐宇宙飞船在太空中遨游，也能潜入海底进行各种探索，甚至能对自己的大脑进行深入研究。可是，人类还是不能对宇宙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对于浩瀚的海底世界更是缺乏有效的手段加以研究，至于人类的大脑似乎远远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畴。所有这一切都提醒人们：科学的道路是多么的漫长 !

 
       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宗教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从来也没有像在上个世纪那样受到如此冷落。人们普遍认为科学可以代替宗教。事实上，无论从方法论，还是从其宗旨来讲，宗教与科学并不对立。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怎么做”，其方法是“实证”；而宗教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做什么”，其方法是“信仰”。科学本身没有价值体系，它本身不会给人类指明生活的意义及方向。对人类来讲，

它只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可以用来造福于人类，同样也可以把人类推向毁灭。这一切取决于我们的信仰。离开了信仰，科学就失去了方向。上个世纪人类所遭受的人道、环境及生态灾难，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敲响了警钟：人类的方向不能由科学来指引，科学与宗教必须各司其职，协调运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使用好科学这一工具，使之真正造福于人类。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的决策越来越关系到全人类的命运。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政府崇尚“科学决策”。如果科学证明是“对的”，政府就可以照办；如果科学尚不能证明的，政府就必须等待。这样，政府就成了科学的工具，一切由科学说了算。由于，科学不可能为人类指明方向，结果，人类在科学的神话中迷失了方向。另外，由于科学的局限性，短期内它不可能证明许多潜在的危险。如人类创造的各种化学污染对人类自身及大自然的危害程度、科学是否能解决所有生态问题、以及自然资源是不是取之不尽的等等，这些关系到人类自身及大自然的重大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在新的世纪必须面对的。任何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不能坐视环境及生态的破坏。在所谓的科学证明之前，政府必须凭借其良知作出决策。事实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认识到各种污染的危害性及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可是，为了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纷纷把有污染的企业迁移到第三世界国家。因为那里的环境成本要比西方发达国家低得多。与此同时，他们还不惜使用任何代价从别国索取各种资源。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行为是极其短视的。

 

       上个世纪末，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在技术经济的支撑下，国际金融资本每天二十四小时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高速运转。这种高速运转本身潜伏着巨大的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种风险的危害性，同时也证明了，一项技术一旦被贪婪的投机者所控制，广大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必将遭受巨大损失。

 

 

自由市场意识

 

       从意识形态讲，上个世纪的最重大事件是苏联的解体。这不仅意味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的“胜利”。而且意味着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意识形态之争从此已告“结束”。美国从此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尤其是第三世界推广其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尽管，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实行的是较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但由于西方国家已普遍认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所带来的危害，因此，即使在美国也看不到完全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美国凭借其经济及军事实力，通过各种受其控制的国际金融组织，如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向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施压，迫使其推广私有化、开放市场并放松金融管制等等。由于，美国在向第三世界输出其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的同时，只考虑到其自身的利益，根本没有考虑到各国的社会及文化背景，最后给许多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及社会灾难。 在新世纪初，人们普遍感受到极端自由市场的危害。

 

       就像科学技术的胜利一样，随着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胜利，人们开始以为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可事实上，市场和政府一样都有其“失效”的领域。一位CEO，尤其是美国的CEO通过各种“合法”手段为自己所赚取的收入远远超过一位政府官员通过各种“合理”手段所赚取的收入，而这种巨额收入是建立在广大股民及股东利益之上的。市场是受利益驱动的，它不会主动考虑社会的公正问题及生态问题。而协调各种利益、维护社会公正及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负责任政府的本分。如果政府把这些职责也拱手让给市场，各种社会问题最后必将激化，从而使社会倒退、经济停滞。在全球化的今天，各国政府，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必须从长远利益及全球利益出发，正确处理好贫困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生态问题。可是美国作为发达国家政府的代表却未能尽到其应尽的责任，这与其世界大国的形象极不相称。

 

       由于市场意识只承认人类受利益驱动的一面，而忽略了人类向善的一面，这就等于把人类降格为一种受利益驱动的动物。这样，追求利益不仅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手段，而且成了生存的最终目的。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人类的道德意识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衡量人类的标准不再是道德水准，而是“成功”。于是乎“胜者”成了人类的楷模。从全球层面讲，美国是市场经济的“胜者”，因此，世界各国都应该向美国看齐。从各国层面讲，任何经济精英都是“胜者”，他们可以“合法地”拿走一切。其他所有人只要向他们学习，也可以成为“胜者”。这等于是把人类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斗兽场”。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被送到了这个巨型的“斗兽场”，任何人除了竞争别无选择。随着竞争的加剧，人们必须选择终生学习。而学习的目的只有一个：提高竞争力。但不管怎样努力，绝大部分人必将作为“胜者”的牺牲品。 这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制定的游戏规则。谁要是不服，就得先有能力与其抗衡。

 

       市场意识与科学意识一样已经从他们各自的领域跨入了人类的信仰、情感、伦理价值及艺术等领域。市场意识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计算”的，尤其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可是人类的信仰、情感、伦理价值及艺术是无法“计算”的，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宗教信仰，或者接受一种符合美国利益的宗教信仰――新教伦理。在情感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婚姻关系都必须经过精确“计算”。伦理价值显得有些多余，因为市场意识不关心道德，任何人只要“不犯法”就行了。谁要是善于利用高科技手段、复杂的财会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合法地”赚取高额利润，谁就能成为“胜者”。至于受损的股民可以不必考虑，因为，市场不承认“弱者”。另外，艺术活动也演变成娱乐活动，艺术的价值也得由经济效益来衡量，艺术创作也被“艺术品”批量生产所取代。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在市场意识盛行的地方，人类的信仰、情感、伦理价值以及艺术都遭到了空前的威胁。

 

       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不能由一个国家说了算，可是市场意识只承认强者。美国作为经济及军事强国之所以信奉单边主义，从根本上讲与这种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有关。从民族国家层面讲，市场意识只承认经济精英。在市场经济中，一切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因此知识和权利也都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于是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都成了经济精英的工具。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可能找到和谐与公正。

 
       一个社会要想得到和谐发展，就必须把哲学家、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伦

理学家、生态学家及其它各种人文学家的思想意识也纳入到各项决策之中。可是由于这些学科与自然科学不同，他们无法“实证”，也不能“量化”。这些学科涉及的是人生的意义、价值、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审美等非功利性的领域，而市场意识强调的是“功利性”，人是利益的工具，人生的意义在于对功利的追求。因此，这些不同学科不可能被市场意识真正接受。

 

       在市场意识的推动下，政府，尤其是企业所制定的各项激励机制更注重对CEO们的激励。在美国，CEO们的年收入相当于数千万员工的收入，不仅如此，在“全民资本主义”的鼓舞下，广大员工把自己的养老金都投入到了“永不落”的股市中。最后，这些血汗钱还是大量缩水。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很多CEO们，尤其是美国的CEO们铤而走险，利用各种高科技手段，再加上魔术般的会计运作巧取豪夺。在经济高涨的年代，各种黑色内幕被高涨的股市所掩盖。可是当经济下滑时，各种肮脏的交易就会浮出水面。

 

 

以人为本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全球范围内的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两方面的贫困问题都与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关。跨国公司在第三世界国家投资一方面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由于非对称竞争，地方经济往往最终遭到严重破坏，由此造成更严重的失业及贫困问题。由于跨国资本所追求的是更高的利润，随着西方国家的市场饱和及人力成本的不断攀升，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工厂迁移到市场大、成本低的国家和地区。这种大规模的迁移给西方发达国家的员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很多人因此而失去了工作，更多的人只得接受相对更苛刻的条件。在这种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与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相比，这种发展模式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模式，把发展的目的从以经济为目标改为以人为本。这是人类意识的进步。

 

       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今天，一个民族国家，尤其是相对落后的民族国家如果选择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必将面对严峻挑战。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必然需要大量资金及技术，而要想获得这些就得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倡导的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不然的话，这些国家不仅无法得到必要的资金及技术，同时还得面临来自西方世界的各种压力。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讲，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没有考虑到环境与生态。工业文明在为人类创造大量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给自然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环境污染讲，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大量垃圾是大自然无法消解的。现在各种化学污染对生物界及人类自身的严重危害已经逐步浮出水面，还有很多潜在的危险用目前的科学手段还无法证实。另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提倡的生活方式将使人类在新的世纪真正面临资源危机：人类所需的资源曲线将与自然所能赋予的资源曲线交会。如果，今天，全球所有人都按美国的标准消耗能源，十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因此，在新世纪人类应该提倡“和谐的发展模式”，强调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生物界的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和谐。

 

 

亚当·斯密

 

       上个世纪，亚当·斯密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归纳起来他有两个主要论点。第一，在市场经济背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使经济得到协调发展。第二，任何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为整个社会创造福利。

 

       第一个论点隐含了以下两层涵义：第一，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包括社会问题。第二，政府不必对市场进行任何干预，任何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所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市场本身所造成的各种损失。但事实证明市场不仅不能解决自身所固有的周期问题，而且还给人类社会及生态环境带来了空前的危机。斯密先生所说的这只“看不见的手”，不仅没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及生态问题，而且这只手常常是以社会的“弱者”，环境及自然资源为代价为社会精英人物创造高额的利润。市场只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我们不仅要关注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且同时要关注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各种关系的协调发展之上，其中之一便是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所有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职责范围，而政府的职能恰恰体现在这些方面。如果政府能够与这只“看不见的手”携手合作，那么不仅经济能得到更健康的发展，而且整个社会也将得到健康发展。在西方世界，美国式资本主义与西欧，尤其是北欧国家相比更接近极端自由市场经济。但即使在美国，最近一百多年来，它的经济史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部反垄断的历史，而且随着垄断形式的不断变化和发展，反垄断的定义及手段也在不断得到更新与发展。因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接受西方的援助时，千万不能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荐的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进行改革，不然的话，这些国家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斯密先生的第二个论点从表面看也似乎非常正确，但是它只有在理想的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实现。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许多跨国公司及CEO们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在追逐自身的利益时，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日益严重的贫困问题。尽管，一些跨国公司及CEO们也参与了各种公益事业，但是由于跨国公司的垄断，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及民主权利遭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在美国国内，不少巨型跨国公司不仅可以操纵媒体，而且可以影响政府的决策。这从根本上威胁到广大公民的民主权利。在国外，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纷纷把它们的手伸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他们在给第三世界带来短期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贫富分化。在跨国公司迁移的过程中，公司本部的员工不得不面临日益严峻的失业危机。在这整个过程中，真正受益的是极少数经济精英。

 

另外，在错误的激励机制鼓舞下，许多贪婪的CEO们利用信息的不对称进行巧取豪夺。在美国，CEO们在追逐自身的利益时，不仅没有造福于人民，而且使广大股民蒙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弗洛伊德

 

       尽管，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至今还很不成熟，但是，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他的名声几乎可以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他的主要理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人的意识包括潜意识及意识两个部分。与潜意识相比，意识只相当于露出海面的巨大冰山之一角，人类主要是由其潜意识所决定的。第二，他把人划分为本我、自我及超我。本我与本能有关，超我主要体现社会的伦理道德。人的自我就是这两者抗衡的结果。

 

       弗洛伊德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精神病患者，可是他把他的理论推广到了全人类。他认为全人类都受其潜意识所控制，而这种潜意识又受本能，尤其是性本能所控制。这事实上把人类降格为动物。如果说市场意识强调人类受利益驱动的本能，那么，弗氏理论所强调的是人类受性欲驱动的本能。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意识都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它们的共同之处是夸大了人类的动物性本能。对精神病患者来讲，他们的行为确实更多地受本能所控制，因此，他们的行为严重偏离社会伦理价值。由此产生的大量冲突在所难免。对于大众，他们的潜意识在市场意识的操纵下，严重偏离“超我”。而这一结果反过来又证明弗氏理论的正确性。如果，我们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意识与潜意识、本我与超我相平衡的理念，那么大众的意识及自我就会回到它们的平衡状态，人类的社会性及动物性就能回到其应有的位置。对于一部分健康的人类，弗氏的理论完全不适用。与弗氏理论相反，这一部分人不是受本能所控制，他们的行为是以价值为导向，以发展的需要为动力，从低层次需要不断向高层次需要发展，最后走向自我实现。

 

       在21世纪，人类如果不能看清弗氏理论的局限性，继续像跟随市场意识一样跟随弗氏理论走下去，那么，我们将看到更多的“精神病患者”及更多被误导的大众走向人类的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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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理念

       

 

       在新的世纪，人类必须做出选择：首先，经济大国是继续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奉行单边主义，还是走多样化的道路；各国精英是继续以广大人民及环境为代价为自己获取高额利润，还是做一个负责的公民；各国人民将继续奉行“以人为本”的生活方式，还是天人合一。这些选择将关系到人类在21世纪的命运。

 

 

重新塑造大国的形象

 

       随着社会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的力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最早的力量主要体现在武力方面，在远古时代，谁的体力强，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力量逐步从人体转移到武器，即谁拥有更好的武器，谁就有可能得到更多的权利。但是，这一演变过程并没有改变武力的本质。它的主要特点是它可以用来“惩罚”。随着社会的演变，尤其是到了资本主义，金钱逐步代替了武力走到了社会的前台。谁拥有更多的金钱，谁便有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利。与武力不同，金钱不仅可以用来“惩罚”，而且可以用来“奖励”。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种更新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它的要素是资讯(包括信息与知识)，谁掌握更多的资讯，谁就拥有更多的权利。与前两种权利相比，它不仅可以用来惩罚及奖励，它还可以诱导。从横向看，目前世界上有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以第一种权利为主，如一些原始部落；有些国家以第二种权利为主，如一些拉美国家；还有一些国家以第三种权利为主，这些国家往往还有很强的军事及经济实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三种不同的权利中都表现出强势。

 

       从权利与责任的对应关系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享受更多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只有这样世界各国的和谐发展才能得到根本保证。可是，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所奉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无法确保其履行大国的责任。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各种权利资源，通过跨国公司把自由市场意识推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权利的不对称，其它国家很难在这场权利斗争中维护其自身利益。从短期利益讲，西方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其跨国公司从中受益。但是从长远利益讲，西方发达国家把本国的利益凌驾于其他国家利益之上的做法，不仅损害了大国的形象，而且终将遭到广大第三世界的反对，从而使其发展最终受阻。

 

       从生态环境讲，我们人类只能共享一个小小的资源有限的地球。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通过大气及江河湖海跨越国界，毫无节制的能源消耗必将威胁到整个地球的再生能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高能耗基础之上的，他们的人均能耗远远高于其它国家的人均能耗。由于，西方国家本国的资源有限，他们往往不惜任何代价，包括发动战争来保证其能源供应。自从二战以后，随着工业的飞速发展，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遭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由于环保成本的不断提高，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把有严重污染的企业迁移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环保组织的全球化，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必将受到遏制。

 

       要想使上述局面得到根本改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首先要在国内控制其跨国公司的所作所为。由于，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也损害发达国家人民的利益，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可以与各种非政府组织携手合作，共同抵制跨国公司各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同时，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不应只考虑本国的利益，只有双赢的原则才能创造共同持久的繁荣。

 
       中国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人口大国，随着对外开放及经济的高速增长，必将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影响。由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经济基础十分落后，所以，当时选择了以经济为导向的发展模式。现在，整个世界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感到震惊。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高增长的代价，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单纯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能代替社会的全面发展，而且会给社会带来难以想象的各种危机。如果，我们继续以文化、广大

普通人民的利益、环境以及有限的资源为代价，单纯发展经济，那么，不仅经济的发展将失去动力，而且，后人也将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从全球层面讲，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很难保证国内的社会繁荣与稳定，而且，将从根本上威胁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如果我们在中国倡导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不仅中国的资源必将面临严重危机，而且整个世界的资源也将面临严重挑战，由能源争端而引起的战争将更为频繁。因此，未来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仅关系到国内的繁荣与稳定，而且对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也将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意识

 

       上个世纪末，苏联的解体使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而且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将退出历史舞台。但事实上，资本主义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制衡。资本主义之所以腐而不朽是因为自二战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点在北欧国家尤为明显。苏联的解体进一步说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道路如果不考虑到本国的国情，而是把别国的发展模式原原本本地搬到本国来，最后面临的只能是失败。 同时，这一事件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其它国家推行的极端自由市场意识不仅在西方世界行不通，而且在任何其它国家也不会成功。

 

       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进化不是体现在生物学方面，而是主要体现在其社会性的一面。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不是提高了，而是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在不断地退化。正是由于人的社会性的提高，人类战胜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如果说达尔文所关注的是人的动物性，那么马克思所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在科学技术及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强调人的社会性显得尤为重要。在新经济的推动下，人类已从工业文明逐步跨入生态文明。世界各国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相互依存。一国的政策不仅会很快影响到别国的利益，而且，许多问题必须依赖各国的真诚合作才能得到控制和解决。这就要求世界各国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到本国的利益，而且要把各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虑。这不仅把人的社会性放大到了全社会，而且把人的社会性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的社会性。

 

       在高科技及网络经济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文明”。但是这种“文明”丝毫也没有改变其剥削的实质。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中，西方世界通过跨国公司对世界各国人民(包括发达国家的人民)进行剥削的深度及广度都是空前的。因此，在新的世纪，人们更需要马克思主义的慧眼来识破这一“文明”背后的贪婪实质。并且在全球范围内，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其进行制衡。

 

       中国在推行市场经济及私有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广大人民的利益能得到根本保证。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随着市场意识的不断加强，广大人民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越来越难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私有经济的同时，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市场的残酷性。从这一点讲，马克思主义永远不会过时。以前政府管得太多，而且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因此，现在政府把许多事推向了市场。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在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如文化问题、教育问题、贫富差异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环境问题以及生态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不是市场所关心的。如果，政府不出面来处理这些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就会进一步恶化，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将化为泡影。

 

       从全球层面讲，在全球化浪潮不可阻挡的今天，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如果死抱着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只讲计划，不讲市场；只讲公有制，不讲私有制；只讲“公平”，不讲正确的激励机制，最后必将被全球化浪潮所吞没。同样，如果，资本主义全球化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制衡，整个人类社会最后必将由少数贪婪的跨国公司极其精英人士所控制。任何社会问题都不是线性的，各国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首先却要看到某一问题的两个极端，然后根据本国国情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这一平衡点会随着时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其次还应看到各种社会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任何一个决策不仅会影响到某一问题的解决，同时，还会影响到其它社会问题的解决。每一个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被推向极端，必然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上个世纪末，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不应该被解读为这一理论已经过时，造成这一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把它推向了极端。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就得树立起“制衡的理念”。马克思主义不能没有制衡，同样，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也同样离不开制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极力倡导民主，可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制衡，企业集权就会走向极端，政府就会变成超级企业的工具，民主就会被抛到九霄云外。同样，如果社会主义国家把计划推向极端，在没有市场意识制衡的情况下，经济将失去活力，人民当家作主也将变成一句空话。

 

 

新世纪的价值体系

 

       人类经过了漫长的农业文明，在几个世纪前逐步跨入了工业文明。在科学技术及市场的推动下，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加快。到了上个世纪末，在高科技及新经济的推动下，人类迅速步入了生态文明。原来在农业文明中所能看到的“皮鞭”逐步演化为工业文明中的“看不见的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最近几个世纪主要以金钱的形式活跃于人类的舞台。到了上个世纪末，它迅速演变为更为虚拟的“符号”。在21世纪初，随着社会变革的脚步不断加快，人们感受到的压力也越来越大，而所有的压力都来自这一无形的鞭子。随着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深入人心，人类的情感生活、伦理价值及审美价值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危机。

 
       由于市场意识是如此的成功，它不仅被用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所谓公司文化的推动下，逐步踏入了人类神圣的情感领域。按照市场意识的逻辑，人类的一切都可以而且必须用“利益”来加以衡量。这样，原来不可计算的情感就必须加以改造，使其变得可以量化。然后，根据“计算结果”来评定情感的优劣。可是真正的情感是非功利的，而且是不可量化的。量化只能针对情感背后的物质利益关系，而不是情感本身。可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误导，人类社会的细胞——家庭遭

受了空前的危机。不仅如此，连接人类关系的友谊也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功利色彩。如果说，市场是无情的，那么，人们的情感生活也不能有半点功利，这两种意识都应该在各自的领域发挥作用。只有这样，人类的情感生活才能回到其原有的轨道上来。

 

       随着社会变革的脚步不断加快，各种价值标准越来越随着企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更新。人类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在价值判断方面无所适从。在工业革命时代，人们必须跟上机器运转的速度；在新经济时代，人们的意识转变必须跟上电子的速度。尽管，人的寿命比以前更长，可是随着变化速度的加快，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时间被大大压缩了。人类的一切活动，包括度假就像“走过场”。在市场意识的主导下，时间就是金钱。任何人如果把时间花在不能产生金钱的活动上，那么，这种人一定是在浪费生命。因此，人们不应浪费时间去考虑那些不能产生任何经济效益的伦理问题及人生价值问题。今天，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不仅使个人显得越来越无助，就联各国政府也很难抗拒巨型跨国公司所掀起的滔天巨浪。在这种情况下，个人的价值标准只能向企业看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审美价值判断也被自由市场意识所扭曲。评价一件艺术品的标准不再由艺术家说了算，任何一件作品都必须首先经受市场的考验。这就使艺术创作变成了艺术生产。只要市场认可，任何一件艺术品都可以重复大量生产。在许多情况下，一件艺术品的主题往往由“经纪人”来制定，艺术家不必创作，只要有一定的技能，经纪人所需的作品就会很快被生产出来。市场经济越发达，生活水平越高，艺术家，尤其是崇尚纯艺术的艺术家，更可能因不适应市场而面临生存危机。有些比较高明的艺术家即想避免生存危机，又想从事真正的艺术创作，因此，他们提倡一种比较灵活的哲学：“为了生存，他们可以从事‘生产’；为了艺术，他们只能从事创作”。可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的艺术家很难做到这一点。

 

       在新的千年，人类若想避免各种价值危机，首先必须认识到各种价值危机的根源：科学及市场意识进入了它们的禁区，而这些禁区本来属于人类神圣的情感、信仰、伦理及审美的范畴。这一根源导致了以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世界的道德堕入。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使科学及市场意识回到它们原有的领域。

 

 

政府的职能

 

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信息技术可以使任何信息从容地跨越国界，国际金融也可以不分昼夜地在全球范围内运转。跨国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不仅可以影响甚至左右各国政府的政策，而且，可以使民族国家的界限变得无足轻重。从意识形态讲，随着苏联的解体，市场意识形态的胜利，人们普遍认为以计划为代表的政府管制将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在新世纪初，人类所遇到的各种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政府的职能不仅不能削弱，而且在某些原有的领域及许多新的领域内应该得到进一步加强。这些领域包括教育、社会公正、金融、反垄断、信仰、道德、环境及生态等等。

 

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各项决策不仅会影响到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会对世界各国产生深远的影响。这就要求各国政府必须站在全球的高度，制定各项不仅对本国，而且对世界各国都有益的政策。另外，当今世界所遇到的问题已无法*单边主义来加以解决。许多全球范围内的问题，如环境及生态问题，世界范围内的贫困及不平衡问题等等都必须通过各国政府的密切合作才能加以解决。

 

整个世界的发展与变化既不是完全由“上帝”所设定的，也不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寻的。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大国政府的选择将对整个世界的发展与变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新的世纪，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必须作为自由市场意识的制衡力量活跃在世界舞台。

 

目前，中国在大力推进私有化的同时，也在不断放松政府管制。但是，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当中有不少问题将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还有许多问题将威胁到社会公正及稳定。所有这些问题都与放任的自由市场意识有关。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制定相应的政策使这种意识得到制衡，祖国灿烂的文化、广大人民的利益、自然环境及生态、我们的子孙后代以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都将面临更严峻的威胁。

 

 

天人合一

 

       在农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的可循环的。可是到了工业社会，这种和谐被打破了。在科学及市场的推动下，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攀升。人们不仅贪婪地从大自然大量索取各种资源，而且不断地向我们的地球排放各种有害及不可自然消解的废弃物。如果这种势头得不到遏制，地球经过千万年形成的各种资源将在21世纪被彻底浩劫。各种废弃物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不仅对自然环境及生态产生无法挽回的影响，而且已经开始影响广大人民的生存状况。从长远讲，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将深受其害。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是科学意识及市场意识。科学意识认为一切问题可用科学来加以解决；而自由市场意识认为所有问题都可用市场来化解。与科学意识不同的是，市场意识把“胜者”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的利益可以凌驾于其它一切利益之上。在这些深层意识的主导下，广大人民的利益，生物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都必然遭到严重践踏。

 
       要想使这些现象得到遏制，必须从源头抓起。在新的世纪，整个人类社会必须倡导一种“天人合一”的理念，使科学及市场意识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这种思想意识在中国古代就有，只是到了近代，被西方的科学意识及自由市场意识所排挤。到了上个世纪末，随着苏联的解体，科学和市场意识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致使这些意识不仅在各自应有的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它们不应也不可能发挥有效作用的领域产生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如果说导致中国近代落后的意识根源在于“天人合一”的理念跨入了它不该跨入的领域，致使科学及市场意识找不到它们应有的位置。那么，当代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我们走到了另一

个极端。全世界的和谐的发展有赖于“天人合一”的意识与科学及市场意识之间的相互制衡，并且在各自应有的领域内发挥作用。

 

与农业及工业社会相比，在知识经济社会中，人类不仅掌握原始的力量——武力，以及中级力量——财富，而且掌握了一种能量更大，影响更深远的高级力量——资讯。在新世纪，谁要是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及更先进的知识，谁就能成为“胜者”。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同时握有这三种权利资源，且处于领先地位。而资本主义全球化是这些力量的具体体现。如果这些力量继续以科学及市场意识为向导，那么，整个世界将面临更为严重的人道及生态灾难。

 

 

马斯洛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心理学界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第三思潮，而这一思潮的开路先锋就是马斯洛。与弗洛伊德相反，马斯洛的研究对象既不是精神病患者，也不是一般的大众，而是少数自我实现的人类。他认为如果我们仅仅把眼光放在少数精神病患者身上，那么，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呢 ？本着对人类的坚定信念，马氏创立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同时，他还强调价值体系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离开了价值体系，等待人类的将是希特勒的暴行。另外，他还发现了人类的巨大潜能。

 

       在马斯洛看来，人类不仅有本能的需要，还有社会的需要，如社会认同等等。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人类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相互依存。如果人类继续强调本能的需要，那么整个地球将成为一个充满物欲的战场。全人类的和睦相处将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21世纪，全社会必须倡导第三思潮的理念，使人的社会性得到发扬广大。

 

       尽管，弗氏的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与马氏的第三思潮相比，该理论的重大缺陷在于其缺乏价值观念。因此，弗氏理论不可能给全人类指明正确的方向。在科学技术及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全社会更需要价值的指引。马氏在这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他提出了“健康的概念”。尽管，世界各国有不同的文化及价值，但是，全人类同时具有许多共同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是全人类相互依存的基础。

 

在马氏看来，一个健康的人，在其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要。这部分人不仅受物质需要所驱动，而且更受精神需要所驱动。这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意识及弗氏理论。因为这两种理论都只强调人类受物质需要所驱动的一面，这是对人类及其社会的根本性误导。21世纪的人类文明应该建立在这两种需要的平衡基础之上。

 

如果，按照马氏的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共同创立和谐社会，那么，全球范围内的和谐发展就能得到保证。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各种理念相互平衡的基础之上。社会的不和谐源于失衡的理念。当今的全球性问题从根本上讲是因为科学及市场意识没有对应的意识加以制衡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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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当今世界的贫困问题、环境问题及生态问题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推行的科学及自由市场意识有关。美国之所以在国内能实行比西方其它国家更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而同时向其它国家，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最极端的自由市场意识，从根本上讲是与美国狭隘的个人主义有关。在国内，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使每个美国公民成了跨国公司垄断的帮凶，同时又使每个公民最终成为垄断的受害者。从国际层面讲，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使美国，尤其是美国的特殊利益集团得到了高额的短期利益。但是从长远利益讲，美国必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由于美国在国内奉行“民主”，在全球却推行单边主义，致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西方世界看穿了其伪善的本质。如果美国对此不加以反省，不仅它的长远利益将面临严重威胁，而且它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新的世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享受更多权利的同时，应该对整个世界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不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繁荣，从长远讲，也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本身。如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能够倡导一种健康的个人主义，并且使科学及市场意识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世界范围内的真正民主才有可能实现，整个人类的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障。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必然趋势，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必须顺应这一历史潮流。但是在融入世界体系之前，必须充分认识本国的文化及国情。在选择各种发展模式之前，必须搞清各种发展模式的代价。任何发展模式不能以文化，普通公民，环境及自然资源为代价。在衡量各种发展模式时，必须以“自由”为尺度。如果一种发展模式不能给该民族国家及其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与自由，那么，这种发展模式就必须被抛弃。正确的发展观必须建立在整体的及长远的利益之上，而这恰恰是政府的职能所在。科学没有价值判断，市场只考虑局部及短期利益，因此，科学及市场必须与政府携手合作，社会才能得到和谐发展。

 

       在21世纪，全人类必须倡导一种新的文明——生态文明。它要求世界各国人民争做负责任的全球公民。所谓负责是指每个人必须反复询问自己：“我的行为及生活方式会对其它人，社会及自然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 如果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的精英们能够像亚当·斯密所坚信的那样：“一个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在（真正）为社会造福”，那么，当今世界所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定能得到实质性的化解，全球生态文明的曙光也必将在21世纪冉冉升起。

 

二零零五年二月四日

于 海 上

 

 

 

 

 

 

作者简介：

 

 

我于1964年出生于上海，直到1981年读完高中后，离开了上海，去了中国的古都西安。在那里，上了四年大学。1985年，来到了中国的首都，北京。1989年开始为跨国公司工作一直至今。1994年，进入了一家跨国工程公司，并且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工作及生活了两年半。在那里，切身感受了意大利政府及人民对其文化的强烈热爱。1996年又回到了祖国的首都。经过整整二十年的漂泊生活，我于2001年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由于我的老家与乡村只有一步之遥，因此，我的童年的回忆大都是在郁郁葱葱的田野中的日子。而今时今日，与平常人无异，花掉大部分辰光的是工作，抬眼只有鳞次的大厦，仿若置身于一望无际钢筋水泥铸成的森林。

 

我学的是理工科，它使我有机会在跨国公司的平台上目睹了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实质。

 

从大学四年级开始，我就钟情于人文方面的所有知识。目前，我已成为一位准”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