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难道这些不值得政治家、科学家、哲学家－－还有诗人、作家、艺术家以及当代的“形象设计师们”－－为之奋斗吗？

探索人类的前景，使世界无愧于文明的最高成就，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更催人奋进吗？看看眼下充斥报纸书刊和电视屏幕的都是些什么东西：警匪混战，却没有伸张正义，甚至让人怀疑正义是否有可能得到伸张；间谍斗智，却对他们为之工作的事业失去了信仰；政治家的演讲只是为了在参加竞选时笼络人心，这已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日复一日，生活滑软舒适，然而除了金钱、地位和性，生活中已没有更深刻的目的和意义。

如果我们之中有创造力的天才愿意致力于人类未来的积极憧憬，探索这些积极憧憬在各方面给个人、社会和技术带来的必然结果和可能性，他们的故事一定会让波斯王子的故事暗淡无光，其间的差距简直就象超音速喷气式飞机之于马车。可惜在树立积极形象这方面，我们的脚步简直慢得象蜗牛。然而限制我们速度的并不是外力：这些限制来自我们文化的内部。突破这些限制会使我们的文化复活，造福全人类－－这本身就是件大好事。那么，我们创造积极憧憬的力量为什么枯竭了？

 

我们几乎全然忘了对未来作积极的思索和想象有多么重要和多么有力量。一个比现在美好的世界留下了硕果仅存的几个幻想家，但他们都被当成天真的乐观派，或是无害的傻瓜。没道理的悲观四处泛滥，我们的社会深受过分的实用主义和悲观主义之苦。

忽视积极憧憬的存在正迎合了怀疑论的实用主义，这也是19世纪现代主义的流毒。早在一百年前，英国著名文人西德尼·史密斯神父就曾说过，“推动我们法律进步的，除了恐惧还能有什么别的呢？我不知道对大多数人的公正还能出于其它什么原因······”这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除了一些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神父的同时代人大约都同意这样的说法。上个世纪，在英国，在西方世界的大部分地方，贬低人类理想成为一种时尚，一种“现代化”，甚至前几个世纪那些伟大的自由思想家也不能幸免。
二战之后，经济猛增，关于理想和憧憬的争论显得又空洞又不合时宜：幸福似乎就是更大、更多、更好的物质享受，达到这个目标的重任，就落在发达世界里

伟大国家的经济学头上。共产主义世界的力量在东欧、中国、朝鲜、越南北部和古巴得到加强，发展中国家忙着为民族独立而战斗。大多数人和大多数社会都沉溺于庸碌的琐事，只想着今天怎么能赚更多的钱，得到更高的地位，根本无暇对未来作理论思考。

但震撼人心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其潜在的军事威胁对美国至高无上的技术地位的挑战；诸多环境问题；人类的三分之二从殖民统治中获得了解放，要求公平地分享经济和物质利益，由此产生许多问题；骇人听闻的人口增长；关于第三世界农业生产和世界渔业产量的噩耗；核武器在各个国家蔓延（如法国和中国），说明每个国家都只想各行其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长期预测令人心寒；城市过分膨胀；气候变得越来越坏，石油危机在全世界蔓延。实用的乐观情绪消失了，却没什么替补品。于是对当下潮流出现了隐隐的担忧，大家忧心忡忡，比眼皮子底下稍远的地方，也不愿多看一眼。

在这一团迷雾之中，电脑世界“模型”于1972年问世了。MIT电脑世界模型受了罗马俱乐部的启发，它所提供的关于人类未来的信息，比任何仅凭人脑计算的信息都准确。按着这台机器的预测，人类的未来惨不忍睹。研究者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目前的增长趋势······不改变，在未来一百年之内，这个星球将达到增长的极限。那时，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将出现突发的、不可控制的衰 退。”3 

MIT的预言家们可不喜欢这样的结论，他们在电脑上鼓捣出一系列不同结 果。最终也只是将极限往后推了一推，有几种结果将极限推到了无限的未来。电脑显示出“平衡世界”，然而现实中似乎难以实行。实现平衡世界需要以下条件：到1975年，全世界的出生率与死亡率相等；稳定世界工业，在1990年使投资率与贬值率相等；1975年将单位工业生产的资源消耗降低至1970年的四分之一；将社会的经济消费趋势从物质商品转向服务；将世界工农业生产产生的污染减少至1970年的四分之一；使资金转向食品生产，即使这样的投资算不上经济；将农业资金首先用于增肥和保持土壤；增加耐用性和可修复性，使产品不易过时，以延长工业资本的寿命。
研究者和罗马俱乐部希望创造积极动力，达到这些目标，然而，总的说来收效甚微。如果西德尼·史密斯神父活到今天看到这样的局面，也许会窃喜：触动人 





3  米多斯等，《增长的极限》，宇宙书局，纽约，1972。

改变制度政策（虽说不一定是好的变化）的，是恐惧。经济和财政巨头们感觉到一部分恐惧已经成为现实（尽管他们表面上仍竭力保持“积极的商业气候”），便开始巩固他们的事业，减少风险，尽力创造更有利的商业环境－－有时不惜采取不光彩的手段。在对外财政和粮食支援等事务上，富国借用了战地医院中“优先治疗”之法（即决定哪些伤员可以得到优先治疗，通常是先治疗轻伤员，放弃那些可能无法挽救的伤员）。优先的标准不仅是接受国的需要，还要看救助国是否有利可图－－比如说稳定自己的帮派，结成军事同盟，维持最惠国贸易关系，等等。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工业化和经济增长，认为世界平衡的概念不过是富国的伎俩，欲把穷国永远压制在目前的不发达水平。

恐惧－－对未来的恐惧，以及对别国的进步的恐惧－－终于显出了威力，然而人类的大多数人并未得到更多的公正。推翻末日预言简直到了殚精竭虑的地步－－尤其是美国的哈德逊研究所和英国的萨赛克斯智囊团－－那些劝人无视迫在眉睫的危险的人显然别有用心。可是政治领袖和经济巨头们的头脑已经塞满了怀疑，战后的高枕无忧已经一去不返了。“预测学”和“未来学”越来越发达，人们纷纷在电脑上制作国家、地区和世界的各种模型。“专家们”对未来高谈阔论，却只在一点上看法一致，即没有什么事情是预先设定的：凡事都可能有各种结果。可是人们的灵魂并没有因此得到宁静而迅速回到以往的工作中去。一些大公司开始投资建立自己的长期预测系统，政府也纷纷加入。结果是预测越来越多，共同的认识却没有增加。

在突然变得不可预测的未来面前，人类变得缩手缩脚。工业化社会开始担心保不住特权，发展中国家开始怀疑究竟有没有可能赶上发达国家。如何应付迫近的危机，保证最近的利益？对更公正更人道的未来的理想和憧憬，很快淹没在一片噪杂之中。只有少数社会科学家和人道主义者－－如弗雷德·波拉克，肯尼斯·鲍尔丁，哈罗德·拉斯维尔和罗马俱乐部的主要成员－－发出了警告的呼声。他们指出社会和人类理想对目前政策和行为的影响。未来形象可能预言一个人的自我实现，我们不应树立消极悲观、妨碍有意识的人类发展的形象。他们对人类未来预测的结果要现实得多。但他们的努力只停留在学术讨论上。未来的美好景象的凋谢，仍然限制着社会的适应力。人们仍倾心于认读墙上手迹的花哨表演，他们虽然已不自觉地起了反感，却不愿意自觉地全力以赴地努力创造一个实在而美好的未来。

对当代文化的挑战

 

调整我们的憧憬

 

人类想要变被动为主动，需要追随一颗星。这当然不是指星际旅行，而是说要有一颗指路明星。理想和积极的憧憬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们立即能够全部实现，而是因为它们能为我们设定标准，为我们引路。

但我们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积极理想呢？我们是否应该捡拾那些零七八碎的新哲学，比如后工业社会，比如智慧圈* 和宇宙和谐？这些都是天才的见解，可惜 不能激发大众的想象力。幸好我们的文化遗产中还有些理想，它们还有点后劲激发行动，影响决策，我们还用不着去信仰那些未经考验的理想。世界宗教的伟大理想和近代道德观及世界观都包含着恒久不变的价值，不为它们形成的时代所束缚。这些理想可以也应该与那时的肮脏政治区别开来，得到重新肯定。

基督教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情出自对同胞和全人类的主的爱心。犹太教自古以来就憧憬上帝的选民，所有的家庭都得到上帝的赐福。伊斯兰教徒信的憧憬，是主、人、自然和社会的最终统一。而巴哈伊教派的最终目标就是在全世界实现一个憧憬，并在和平和公正的基础上走向人类的统一，建立世界文明。4  印度教认为 物质只是精神的外现，因此鼓励人们通过各式瑜伽与宇宙的合一。佛教也是一样，视万物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教人摒弃自我的欲望而与万物合一。儒家在有节有序的人际关系中找到了最高的和谐，而道家则认为最高的和谐即自然以及顺应自然。非洲的部落宗教把生死看成一回事，每个人都在生死之中，除非他有意将他身内体外可见和不可见的力量弄出不平衡。

对那些看重世俗价值和理想的人来说，自由民主便是一个自由社会的憧憬，在那里大家随心性行事，人人都能得到幸福。而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一个理想的平均主义社会，那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各取所需。






* 智慧圈，理论生物学名词，指生物圈中受人类智慧活动强烈影响的部分。某些学者认为智慧圈与人类 圈的范围相同。－－译注






4  这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宗教，对之尚不了解的人可阅读《世界和平的承诺》（Oneworld Publications, London, 1986），其中详尽描述了巴哈教派关于世界和平的教义。另一本书是《巴哈伊教 派：初生的世 界宗教》（Harper & Row, SanFrancisco, 1986）。

这些是建立在全人类的价值观之上的永恒理想。我们应该重新发掘它们，听从它们的引导，除此之外，我们别无出路。过去的积极憧憬并未消失，却尘封在陈腐的行为和杂念之下。年轻人和主流之外的文化群体再度热衷于宗教和各种灵性的神秘教义，但是“现代”人摈弃宗教，也不承认他们自己对任何理想有什么追求。就拿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很少认为他们的原则需要证实，只追求实用主义的自由平等的伙伴关系，建立互利的社会契约。马克思主义的憧憬来自对历史的辨证解读，他们认为达到这一目标是客观必然和历史必然。自由主义者的憧憬建立在实用常识上，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视之为神圣的经典；这两种憧憬都经不起批评，无法发展。环境主义者和青年文化热衷于新生事物，但他们只有改变和摧毁旧世界的强烈愿望，却没有新世界的积极憧憬。

在后代创造出足够的生活和社会憧憬之前，我们只能依*现有理想的指引。但它们得重返青春，扫除积年的怀疑和担心。首先要扫除的是自由主义者历来对组织起来的公众权力的担心和不信任，这从他们的信条中一望而知：“管得最少的是管得最好的。”这种担心和不信任传统与今天的世界格格不入：要放在17世纪还差不多。那时中产阶级蓬勃兴起，绝对君主日益没落，遭人唾弃。今日西方世界的问题，原因当然是多种多样，但绝不是国王或其他暴君的权力引起的。

马克思主义的担心和不信任与自由主义的不同，集中在个人进取心和各人动机上。这也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形成于十九世纪，那时城市无产阶级在生活和工作中受到压迫，而“新富”们却狂征暴敛，大发横财。但我们今天最大的问题却不再是产业工人的生计问题－－世界各地的产业工人日子都过得不错，现在的问题是创造平等，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使人民的生存得到保障，个人和集体的权利得到保护。

 

……纠正我们的做法

 
因循守旧造成许多人为的不必要的冲突。“创造最宽松的环境，尽少干预个人获得最大报酬，保证个人以各种形式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俗务与宗教分治，个人事务与国家事务分治，把权力交给人民以及人民选举的代理人”－－这些是自由

民主基本的治世之道。“生产资料国有化，禁止个人积累财产，规划和掌握社会和经济的主要方面，消除宗教余孽和资产阶级情调，将权力交与一小批有历史和社会觉悟的先锋，以确保迅速、准确地实现这一切”－－这些，则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经世法宝。虽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基础都是人类的永恒价值，但它们的做法却互相矛盾着：你不可能两头讨好。

现在世事变了，双方的做法也该变一变。双方当然都可以越发肯定各自的基本憧憬，但也都应该考虑如何将自己的憧憬变为现实。这里有两个标准可供参考。一个关于国内事务：国家实现理想的方针是否真的行之有效？另一个关于国际关系：理想中的社会在今天这个互相依存的世界上能否建立并维持下去？

先谈谈关于国内政策的问题。自由社会中的实际行为根本不会产生使每个人拥有最大幸福的自由、公正的社会。自由主义者一味强调和保护个人自由，结果不自觉地微缩了社会集团，孤立了个人，于是每个人忙忙碌碌，只为了一己的利益，只关心自己的事情，一点不考虑别人。人们的口头禅是：“走自己的路，休管旁人。”这在理论上倒是很让人佩服，但实际上它使人走向极端的自我中心，使人的心灵变得孤独。无条件的个人主义不能保证人的幸福；在一个人人各扫门前雪的世界里，人与人相互隔阂，从社会中异化出去。

自由主义片面地追求个人权利和自由，还会导致不负责任和目光短浅。大家认为自由地追求个人幸福怎么着也会带来一点儿公共利益；没人要求一个人对别人负责，更不用管其他地方的文化和人了。“我没看见那些什么人因我的过错而受苦，那和我没关系－－也没准那都是些耸人听闻的夸张呢。商场上的敌手，别的社团、别的国家、其他大陆上的人，不关我的事，后面几代人我更管不着了。”17世纪的欧洲由国王统治着，自由主义坚持个人自由合情合理，但如今已是民主时代，社会日益复杂，相互影响，再一边倒地坚持个人自由，可就如履薄冰了：社会责任感可能会消失殆尽。
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性错误行为比较明显：个人崇拜，集权主义，官僚经济，官僚社会，甚至官僚文化，无视基本人权。布尔什维主义的憧憬充满革命和空想－－它号召彻底改变现有现存秩序，不断朝着新的社会阶段进步。这个憧憬总是

超前，群众则总是显得无知。对人民的“教育”总是方式奇特：古拉格群岛*、告密者和秘 密警察、对近乎超自然智慧的赞颂、领导的绝对正确、限制旅游和审查信息以隔断与其它文化的交流，一辈子灌输没完没了的标语、命令和理论。结果却总是不如人意。虽然人们的行为总会受些影响，但价值观却自私自利，不顾他人。于是出现了粗俗的“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缺少工作伦理和道德感，国家和政党高于一切，人民只有无助无奈。人们拚命为自己捞好处－－制度不是人，而且总有空子可钻。另外，对经济的集中控制使官僚主义膨胀，表现为高度的冷漠和被动。这样下去，布尔什维主义国家永远到不了他们所企望的没有阶级、按需分配的公平社会，自由主义国家也永远实现不了他们所企望的由道德的人组成的、人人为全人类的最大幸福努力工作的自由社会。

某些领域和社会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纠正和调整他们的行为。自由民主派比以往更多地关心社会和政治权利；对歧视、不平等、贫富不均以及政治和公正的双重标准敏感起来。他们对其行为在其时代和国界之外的后果也更加注意，并且愿意为此承担更多的责任。然而人们依然天真地认为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本来就是一码事，因此依然信奉自由竞争的权利，以及不择手段地－－只要不触犯法律－－某私利的权利。美国的查尔斯·威尔森说“凡事有利于通用汽车公司，就有利于国家”，他因此丢了国会的席位，但是如果一个政治家说“凡事有利于乔·史密斯，就有利于国家”，他决不会受到指责。尼克松、洛克菲勒和里根这些政治领袖都说世界需要一个富强的美国－－说白了，就是“凡事有利于美国，就有利于世界。”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苏联也搞着类似的必要的改革，但也同样缺 乏主导行为的全面修正。领导人企图分散权力，削弱国家对省级和地方的决策控制；这是个进步，减少了教条主义，人和信息更自由地跨越国界，你来我往。个人创造力受到鼓励，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尽管有透明度，人权依然受到压制， 言论和参政自由也非常有限。他们已经看到官僚巨国也无力地对经济进行有效的集中计划，但并不因此放弃这种做法。标语口号和禁令的产量仍然高于必需的工农业产品 





* 古拉格（Gulag）为俄文“劳动改造营总管理局”的缩写，因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1973）而 为西方熟知。

和消费品。楼房和走廊上贴满了标语，歌颂党、国家和共产主义的辉煌，行人从下面匆匆而过，但早已不注意这些了－－他们要全力以赴地为食品和消费品奔波，这些东西神出鬼没，一不留神就抓不着了。

现在看一下改正当代社会行为的第二个标准，关于在当今相互依*的多元世界中建立和保持理想社会的可能性。

我们这个世界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互依*和多元化。二战以后，大家一天比一天更需要互相依*；1973年出现石油危机后，最顽固坚持国家独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了。国家之间只有互相依*才能获得能源和原材料，实现科技交流，进行资本和信息流通，保持力量平衡。能源、工业、农业、金融和科技系统都已经全球化，核武器不仅“纵向”蔓延（准确度和威力）而且“横向”蔓延（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民族国家再当不成独行者了。

我们这个世界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多元化，它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它给人类的创造力提供展示的机会，使面临变革和转型的社会有灵活选择的余地，并且减少单调的齐一性的发展趋势。然而，国家之间越相互依*，多样性就减少。“可口可乐殖民”在世界上的推进，正是因为巨额世界贸易，它是西方和西方化工业社会的产物，不仅传播西方的产品和技术，也传播着西方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幸亏经济发展水平极其参差，世上的城市才没有千篇一律地成为纽约或法兰克福，庄稼地才没有都象勘萨斯的农田一样高度机械化，环境人工化。

我们的世界是相互依*的，又合理地保持多样性。可是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相互依赖，也不维护世界的多样性，他们都梦想着扩张国家霸权，建立大一统的世界。那些既有野心也有狠心的人为了尽快使对手屈服－－也为了敛财富长实力－－便发动战争，煽动暴乱。

时运轮回，现在正是这些侵略性战略得势之时。传统观念没料到今日世界的相依相*，而且低估了多样性的价值。今天，我们必须让憧憬“百花齐放”。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崇尚自由（尽管他们对自由有不同的理解），它应该包括选择自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理想的自由。不同的制度应该互相汲取成功经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需要不断学习自由社会的科技和管理革新，自由主义也需要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经济一体化和整体规划的经验。

尊重并学习别人的不同观点是人类的美德。养成这种美德不易，但人类离不了它。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放在天平的一头去衡量他人的理想。但是自由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和布尔什维主义的人道主义关怀之间本没有什么优劣可分。自由主义当然不仅是共产主义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革命一来便被超越了；同样，布尔什维主义也不是后进社会在可求发展的过程中暂时的集权阶段，通过开明政治或适时注入财富和现代化刺激便能够克服。他们各有千秋，也各有缺陷，在不同的条件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如果一个社会要以迅猛而有序的变革克服普遍的不平等、贫困和陈腐体制，社会主义的集权和说教定向就有明显的长处。如果个人已较好地整合在现存秩序中，社会发展相对先进和均衡，在自由主义的社会经济组织制度下市场力量和个人创造力得以更自由地发挥，结果当然更好。

不可能让所有人和所有社会保持同样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这也实在没什么好处。但是，只要发展形式和发展水平不同，集权和分权，公有制和股份制，民主多党制和一党制，自由竞争和国家管理，就会各有优势。不同制度并存是一种积极因素，各国因此能以适宜的方式发展，世界因此多元化。对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来说，最艰巨的任务不是打垮对方，而是学会和对方共同发展。

在我们这个既多样有相互依*的世界中，教条的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之间的争夺是一种危险的内部极限。它导致了冲突，最终将导致对立。自由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都武装到了牙齿，可以一次次将对方消灭。但即使军事获得胜利，也毫无意义。随之而来的便是赢家将自己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制度强加给输家，其影响在世界上所向披靡。于是世界制度便大踏步走向单调－－继而崩溃。因为即使最好的社会经济制度也无法预测社会、文化和技术的全部发展。没有一种制度能够取代多样性的弹性和适应性。

当代文化受到的挑战一点不比人和政治制度受到的轻。对文化提出的挑战就是要克服它固有的负面思维，固有的竭力抹煞社会尚存的积极憧憬的思维方法。我们应以新眼光和新信心看待文化传统中伟大的人道主义憧憬，与之相关的行为必须重新审视。

写在本章开头的《圣经》中的警句千真万确，但不够完全。在没有憧憬的地方，在没有积极憧憬的地方，有错而不能及时尽量改正的地方，人民将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