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俱乐部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它对人类前途的种种探
索，最初是大量网罗人才、信息交流，不久就推出它那醒世之篇——《增长
的极限》，并连续发表了10 余篇研究报告。受其思想的影响和观点的激发，
世界上众多的组织或有识之士投入了有关全球性疑难问题的研究事业。
一、传递信息①
罗马俱乐部从一开始就将世界性疑难问题确定为其关注的中心，其理由
正如佩西所说，世界上有许多专门组织在研究和处理城市改进、农业或能源
等问题，但却没有一个民间团体在总体上关心当代问题。这种神圣的、全球
性的研究不仅需要描绘出问题的各个侧面，而且要研究它们相互之间与整个
体系的相互作用。对于这个被忽视的任务，佩西认为罗马俱乐部应当作出努
力去探讨。为此，罗马俱乐部拟促进完成一系列研究计划，他们称之为“摆
脱人类困境工程”。相应地，罗马俱乐部给自己规定了两个应当逐步遵循的
目标：一是促进和传播对人类困境有更牢固、更深入的理解，其中包括研究
如不迅速扭转现在的世界趋向，将留下什么样狭隘和不确定的选择；二是推
动采取能扭转当前局势的新的态度、政策的制定。这就是说，罗马俱乐部打
算忠实和深刻地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并为人类同现实状况进行搏斗时
采用和实施新的战略和措施提供帮助。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罗马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项事业是从世界各地网罗
人才，今天，俱乐部已经拥有来自40 多个国家的90 名成员，其中大多数属
于发达国家，也有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他们当中有著名学者、科学家、文职
人员、教育家和管理人员，分别来自不同的阶层、具有不同的经验、条件和
信念，使俱乐部真正发展成为一个跨文化——吸收所有相关学科、意识形态
和价值系统的非正式的国际性组织。
罗马俱乐部的另一项事业是扩大宣传，让更多的人了解罗马俱乐部，让
更多的人关注全球性疑难问题。因此，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后的两三年内，它
的一些创始人陆续漫游全世界，佩西更是风尘仆仆，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华
盛顿、渥太华、东京，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首都。所到之处，他们同科学团
体、青年组织、政界、工业界、大学以及知识界广泛地讨论了他们的想法，
但是所得甚微，原因在于，大家都因他们所阐明的问题太大太难而怀疑他们
的努力是否会产生什么结果。在这个挫折中，罗马俱乐部认识到，要使人们
注意到全球问题这样一种非常远离其生活的直接利益的问题，就得从根本上
改变交流的方法和手段。科学论文、鼓舞人心的演说、宣言、会议、论丛⋯⋯，
这一切在公众的舆论中是没有合适的土壤的，他们一般被用于向信念早已改
变的人进行说教。大众媒介是一种合适的工具，但他们长期以来倾倒出大量
的充满矛盾的信息，而使得公众不知如何抓住主要的，扬弃次要的，进而得
出合情合理的结论。为了表述和宣传观点，一切现有的手段无疑是应当利用
的，但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罗马俱乐部决定以一种与众不同的、富有想象
力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即系统地运用全球模式来表述和分析全球总问题。这
个决定虽然是以罗马俱乐部通常的非正式方式作出的，但由于过去从未有人
使用数学模型把人类社会的总体环境作为一个包括一切的体系进行描述，因
此，罗马俱乐部在对未来的研究和思考上揭开了新的一页，并由此导致了之
后罗马俱乐部以全球模式为基础的一系列研究报告的产生。“全球模型”成
为罗马俱乐部在国际学术领域的又一大贡献。
罗马俱乐部的另一项活动是频繁举办各种会议。从其成立开始，每年举
行一次全体会议。其余时间都像一个看不见的学会，其成员之间保持着一种
理想的关系，每当需要或可能时就分成若干特别小组碰头。1969 年在奥地利
举行首届年会的主题是：未来——高瞻远瞩、研究和计划。后几届年会分别
在尼泊尔、渥太华、巴黎、东京、西柏林、阿尔及利亚等地召开。此外，罗
马俱乐部还经常同一些国家的政府首脑、著名政治家举行联席会议，进行磋
商。

①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第108—116 页。徐崇温：
《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第36—41 页。

罗马俱乐部认为，由于世界事件新转折的发生要比大多数人想象得快得
多，因此有必要同政治决策者直接对话，最终要创造出一个政治家的世界论
坛，这应该是罗马俱乐部的目标之一。在得到奥地利联邦总理布鲁诺·克赖
斯基的支持之后，佩西和亚历山大·金作出这样一个计划，即在奥地利举行
一次小型的、非正式的高级政治家会议，讨论世界局势和前景。罗马俱乐部
深信，当置身于使人类精神变得崇高的优美环境中时，各国政治领袖会更愿
意想出办法来解决人类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为了作好这次会议的准备工
作，佩西在4 个月的时间里忙碌不停和连续奔波，从堪培拉到渥太华，从达
卡到阿尔及尔、斯德哥尔摩以及维也纳，劝说有关政府首脑接受像罗马俱乐
部之类的民间团体的邀请。佩西打出的王牌是：“如果你不首先成为一个良
好的世界公民，你就不能成为你们国家的好总理。”①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974 年2 月，一个由罗马俱乐部和一些国家政府首脑、著名政治家举行的联
席会议在奥地利萨尔茨堡附近的历史名城莱斯海姆宫举行。会议由奥地利总
理布鲁诺·克赖斯基主持，参加者有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墨西哥总统埃切
维里亚、瑞典首相帕尔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荷兰首相尼亚鲁、瑞士联邦
前总统西莉欧，还有阿尔及利亚总理、巴基斯坦总理的私人代表和爱尔兰的
科斯格雷夫，以及罗马俱乐部的10 位成员。罗马俱乐部希望通过这次会议给
与会者留下这样的深刻印象，即他们要比其他人更负有集体的全球责任，与
世界长远利益背道而驰的那些国家目标不仅应予以反对，而且会变得越来越
难以实现。在这次萨尔茨堡声明中明确地指出：“所有人民和国家之间积极
团结与合作的新精神，即萨尔茨堡精神，它对面临我们时代挑战的人类是不
可缺少的”。①
在萨尔茨堡会议上，墨西哥总统邀请罗马俱乐部在1975 年到墨西哥也组
织一次同样的会议，于是，1975 年7 月，罗马俱乐部又在墨西哥城市瓜纳华
托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会议的主题是：“为和平和发展而共同努力”。会
议在回顾和分析了全球性疑难问题的基础上，罗马俱乐部准备了一份题为《出
自瓜纳华托的考虑》的文件，其主要观点是：“如果要使不平等得到纠正、
每个人都能健康地生活、得到人的尊严的话，所有人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发
展是必要的。为国家和全球发展制定的战略、政策和计划应服从于这些目
标。”②
之后，罗马俱乐部还不时举办和召开特别会议。例如，1976 年4 月在美国

费城举办了主题为“人类的新视野”的特别会议；1980 年，罗马俱乐部与
联合国培训和研究中心、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等机构一起，在联合
国总部主办了一次国际会议，探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可能性和有利条
件；1982 年10 月，罗马俱乐部在东京召开题为“通向21 世纪——全球问题
及人类的选择”的讨论会；1983 年9 月，罗马俱乐部在布达佩斯召开了世界
粮食问题讨论会，讨论2000 年时全世界60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到目前为止，
由罗马俱乐部组织召开的国际会议已达30 多次。通过这些会议，使世界对罗
马俱乐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也使其主张得以有效传播，还激发了人们参与
全球性疑难问题的研究热情，其中一个例证是，有些名声相当显赫的人物，
虽然他们不是罗马俱乐部的成员，但却始终一贯地同罗马俱乐部一起工作、
合作。

①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3 页。
② 奥雷利奥·佩西：《人类的素质》（中译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5 页。

罗马俱乐部诞生于60 年代末，它的出现并非偶然，是与当时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有极大关系，这些问题又在很大程度上源自当时流行的“增长热”。

一、“增长热”溯源

   在本世纪20 年代末和30 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的经济危机。西方国家一片混乱：百业萧条、工厂倒闭、人心恐慌、局势动荡。至今，西方的人们谈论起那次危机还心有余悸。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说：“1929 年开始的那次经济萧条，对美国来说，是一次空前规模的灾难。在1933 年经济降到最低点之前，以美元计算的国民收入减少了一半。总产量下降了1/3，失业人数上升到占劳动力总人数25%的空前水平。”在这种存亡危急的时候，各国人士忧心忡忡，唯恐经济难以全面复苏，甚至再遭受同样严重程度的经济危机的袭击。面对长期的萧条，面对那近40%的社会生产力损失，新古典主义等原有的经济理论显得束手无策，西方经济学家被迫对其进行反思，并企求用新的理论来解释严峻的危机现实，以寻求挽救经济的可行办法。时势造英雄，这时，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没有错过机会，并于1936年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他一反在此之前新古典理论中竞争、均衡、稳定、边际生产力论、货币中性论的传统，提出了总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均衡、不确定性、灵活性偏好陷阱等新的理论概念，着重于对经济总量的分析，用以说明经济危机和长期萧条的现象；并且以此为理论基础，一反过去理论的自由主义传统，提出了一套政府干预、医治危机、稳定经济的政策主张，这被视为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凯恩斯在撰写此书的时候，就曾经大力宣传他的观点，他在给戏剧家萧伯纳的信中曾提及此事，并颇为自负地说，此书也许会导致世界上关于经济问题思考方法方面的革命。世人拭目以待！果然，此书一出，的确轰动很大，西方经济学家公认经济学因此而发生了一场“革命”，即“凯恩斯主义革命”。由于理论的渴求和实践的迫切需要，凯恩斯的理论不久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在实用主义思想较为深入的美国，这一理论获得了最先支持，并较早地成为政府决策的依据。
但是，在世界大萧条过后不久、世界经济刚刚出现转机之时的1939 年，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整个世界被拖入战争的漩涡，使复苏经济的努力付诸东流。战争使大部分国家更加感到通货膨胀的恐慌和物资的短缺。大战结束后，整个西方世界经济形势的特点是：经济危机频繁发生、企业经常开工不足、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各国陷入严重的困境之中，在这方面，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在这种情形之下，凯恩斯的一套理论和政策主张会显得更加奏效，因此，从那时起各国毫无例外地都在接受凯恩斯主义，把执行凯恩斯的“反危机”政策作为权宜之计。其具体内容可概括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措施是：降低利息率、刺激人力资本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以扩大生产、增加就业机会。由于这些政策所产生的暂时性刺激作用，使得各国在经济危机的间隔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从而表现出在波动中实现增长的可能性。
    战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示出经济增长的紧迫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得以积累起相当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使它在战后初期占据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的地位，但是，在不长的时间内，这种格局就开始发生变化。西欧各国和日本由于遭受战争的破坏，大部分生产设备不同程度地被毁掉了。战后，这些国家经济重建的规模相对较大，投入大量新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来装备本国企业，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这两类国家工业生产增长之快，曾被西方经济学界称之为“经济奇迹”。相形之下，美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则相当迟缓。与此同时，前苏联也极力扩张经济实力，使得美苏两国的经济实力差距日渐缩小，这必然威胁到美国的国际地位。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促进战后经济的增长，对于西方国家尤其是对美国来说，日益感到其迫切性。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和迫切性，使得自50 年代以后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得以在西方国家广泛地流行起来。这一理论不仅包括凯恩斯理论，而且有哈罗德——多马等经济增长模型，同时，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注意对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如索洛、斯旺、托宾和卡尔多等知名经济学家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济增长理论。各种经济书刊中充满了宣传经济增长的文章，各个政党在其竞选宣言中也少不了加速经济增长之类的承诺。总之，在50 年代和60 年代经济增长成了西方经济学界的“第一等优先的经济议题”，在整个西方世界弥漫着“增长热”，甚至“增长狂”。

二、从欣然到茫然

  在50 年代和60 年代的20 多年时间里，由于西方各国政府加速实施凯恩斯政策，即运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发展，其结果的确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进程，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是，在欣慰之余却又陷入新的困境之中，因为长期实行刺激私人投资和扩大政府支出、人为刺激生产和需求的政策，不但没有解决失业问题，反而出现通货膨胀、生产趋向停滞、失业人数增多，形成失业与经济滞胀并存的局面。不仅如此，经济增长还导致了其他方面的不良后果，即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的“三废”，导致环境被严重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公害病症还威胁到居民幢康；与此同时，经济的增长使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出现了资源短缺、动力不足等现象。凡此种种，引起了西方政治界、经济界不少人士的关注和震惊。有的人著书立说，对世界的前景持悲观看法，甚至感到有世界末日来临之势。正如美国《幸福》杂志所描述的那样，“曾经一度是正面意义的‘增长’一词，似乎突然增加了阴暗的、使人烦恼的含义”，这样长期发展下去，资本主义世界必将进入“堕落和崩溃的困境”。
   与经济增长并存的还有人口增加。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五六十年代人口增长非常迅速，致使整个世界的人口增长率提高，形成了人口增长高峰。面对这种世界人口膨涨的情况，西方有的学者称之为“人口爆炸”。如鲍尔·R·埃利奇于60 年代连续发表了《人口爆炸》等书以及《世界人口：失去了成功的
希望吗？》、《生态灾难》等文章；1970 年，G·泰勒发表了《世界末日》一书，作者认为，人口与经济的关系急剧恶化，世界已经不能养活猛增的人口，地球已经人满为患，“世界行将人口爆炸，人类面临着灾难”，人口危机将导致世界末日的到来，如此等等。
   总之，50 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以及整个世界面临的问题虽然不像“世界末日”之说所描述的那样可怕，但的确陷入了众多学者所称的“人类困境”之中。归结起来，导致“人类困境”的问题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属于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破坏。这类问题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中带有危险性的不平衡现象，对于个人和全人类生命活动所需自然条件的无计划利用甚至破坏。

这一类问题又涉及两个侧面，一是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侧面，主要包括文化教育、科技、人口、健康和人格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二是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侧面，包括自然资源、营养、环境污染等方面的问题。

另一类问题属于社会与社会之间的问题。包括贫富之间的差距拉大、世界秩序的破坏等问题，最终导致东西方关系问题、南北问题。罗马俱乐部认为，人类正在为东西、南北之间出现矛盾且缺乏联系而感到苦恼，但是，我们业已处于十分困难和决定性时期的黎明，人类必须作出极大的努力来争取生存，尽早找出一条走出绝境的道路。

二、求索不止
罗马俱乐部在组织各种会议及其他活动的同时，把重心转向为完成被其
称之为“摆脱人类困境工程”而组织的一系列研究上来，因此从它成立之后
的十几年时间内就曾组织和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报告。分别是：
1972 年，发表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等人编写的《增长的极限》
报告，该报告根据世界系统五个基本因素，即人口、经济、资源、粮食和环
境污染等的变化趋势，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建立了世界模型。得出的主要
结论是：如果当前的这种增长趋势继续发展下去，在今后几代，我们这个实
际上很小的星球将要达到人类扩展的极限，从而使这个体系陷入无法控制的
崩溃和瓦解的境地。如果能限制和控制增长，改变增长目标，还来得及避免
最终的灾难。但是，如果时间过去的越长，这种改变就越痛苦，成功的机会
就越少。此报告一经公诸于世，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巨大的反响，它作为罗马
俱乐部的首份报告，使罗马俱乐部一鸣惊人，既扩大了罗马俱乐部的影响，
又推动了世人关于世界性疑难问题的研究。
两年之后，即1974 年，由系统论专家梅萨罗维奇和佩斯特尔合作的《人
类处于转折点》一书提出了罗马俱乐部的第二份报告。书中用全新的方法探
讨了世界性疑难问题，反映出了人类在70 年代中期的局势，提出了戏剧性的
选择：或者在团结和正义、多样化和统一、相互依存和自力更生基础上建立
真正的全球社会，或者我们将面临在最好情况下是地区性的以及最终是全球
性灾难的人类体系的瓦解。
罗马俱乐部委托荷兰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J·延伯根完成
了《重建国际秩序》的研究，作为罗马俱乐部的第三份报告于1976 年公开发
表。
第四份报告《超越浪费的时代》于1977 年发表，作者是诺贝尔物理学奖
获得者加博尔，还有v·科仑布和亚历山大·金。第五份报告《人类的目标》
于1978 年发表，它是由拉兹罗联络世界各国的120 位学者共同完成的。
第六份报告《学无止境》发表于1979 年，作者是：博特金、马利查、埃
尔曼杰拉等人。
罗马俱乐部的其他几份报告是：1980 年，德蒙特布里耶尔等人编写的《能
源：逆流》；1980 年，古埃尼埃尔等人编写的《占世界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
1981 年，贾里尼等人编写的《关于财富和福利的对话》；1981 年，哈里利欣
等人编写的《通向未来的路线图：朝效率更高的社会前进》：1982 年，弗里
德里希与沙夫主编的《徽电子学与社会》；⋯⋯
围绕着罗马俱乐部的宗旨和目标，佩西和亚历山大·金等罗马俱乐部的
发起人自己也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和报告。例如，佩西1969 年写的《面临的
分裂》、1974 年写的《前途如何？》、1979 年写的《人类的素质》、1981
年写的《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的一百页》；亚历山大·金1980 年写
的《行星现状》。它们畅销于欧美及世界其他地方，对人类问题的研究有着
重要影响。
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贯穿着罗马俱乐部的观点及其思想，这些观点
和思想是为扭转当前人类的恶化趋势而得出来的。较之于《增长的极限》报
告，罗马俱乐部后来几份报告的悲观性基调逐渐有所缓和，用他们的话说，
把注意力集中在疾病上主要是由于害怕。以害怕为基础的思想很难对行为起
到实际引导作用，相比之下，把注意力集中在康复上则能使行为向积极的目
标努力，而每个目标的实现就是胜利。因此，罗马俱乐部后来的研究重心逐
渐从纯粹让世人震惊的阶段（这是为了提醒人们警觉自己正接近的危机所必
不可少的阶段）转向积极认识人类可预见的未来、并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实
现这种演变。但是，从总体上看，罗马俱乐部对世界未来的研究基调仍是悲
观性的，它的确也是因《增长的极限》报告对世界未来的悲观性预言而轰动
一时、著称于世，因此，在世人心目中，罗马俱乐部就成为未来学悲观派的
代表。

三、自有后来人
我们介绍了罗马俱乐部的诞生过程及其基本发展情况。但是我们无意作
出这样的定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代背景只产生了罗马俱乐部这样的世
界性疑难问题的国际研究机构，悲观性结论均出自罗马俱乐部。通过我们的
介绍，只想呈现出一个学派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及其在世界上的影响情况。
事实上，60 年代以来产生了一大批针对全球问题的著名团体和机构，除
罗马俱乐部之外，还有世界未来学会、国际未来可能性协会、美国的赫德森
研究所、法国巴黎的未来研究世界联合会、瑞士的日内瓦社会远景世界协会、
瑞典的哈马舍尔德基金会、前苏联科学院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技术科学预
测实验室、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的未来和开发研究方法论国际中心、波
兰的2000 年研究协会；在不发达国家，有阿根廷的巴里洛克基金会、墨西哥
的第三世界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非洲地区的达喀尔非洲汁划化研究中心
等。
说到未来学悲观派，更不能忘记如下代表人物：①美国学者威廉·福格
特。早在罗马俱乐部之前，福格特于1949 年出版了他的《生存之路》。书中
阐述了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关
系的不协调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许多矛盾和困境，且正在对人类未来的世界不
可避免地施加着巨大影响，如果对其不闻不问，它们几乎肯定会使我们的文
明遭到毁灭。作者进一步强调，我们这个世界是有病的，而且病得比大多数
国家领导者认识到的都要严重。当然，带给人们这个噩耗并没有任何自鸣得
意之感，而只是希望能够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使人们对病症有所认识，进而走
上治愈的道路。必须寻找出一条可取的生存之路，把人类从即将面临的灭顶
之灾中挽救出来。②美国生态学家保罗·R·埃利奇是悲观派的又一代表人物。
他针对五六十年代增长热带来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于1968 年发表了《人口炸
弹》一书，并因此而蜚声世界，该书已售出200 万本之多。《人口炸弹》一
书以这样的文字开始：“养活全人类的战斗已告结束。20 世纪的70 年代，
全世界将有成千上万的人因饥饿而死。”埃利奇还写道：“任何人或事都无
法遏止世界上死亡率的急剧上升”。1970 年，他又发表了《人口、资源、环
境》一书，他认为，环境污染、资源消耗加快、能源危机、人口爆炸等已成
为世界上的头等大问题，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否则世界将面临像原子弹、氢
弹爆炸那样可怕的毁灭性灾难。1974 年时，他预测1985 年以前，人类将进
入资源匮乏时代，许多人赖以生存的矿产将濒临枯竭。到了1980 年时，埃利
奇还同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就地球的极限负荷问题以5 种金属的未来
价格打赌。继埃利奇的《人口炸弹》一书之后，就是发自罗马俱乐部的对世
界的警告。
悲观主义者的研究宗旨是促进人们去注意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些因素，如
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等；并提醒人们必须向新的方向转变。对这些问题经过
历时十几年的公开争论，最后以美国政府在1980 年夏发表的《公元2000 年
的地球》研究报告而使悲观派观点告一段落。
1977 年5 月，美国环境委员会和国务院根据卡特总统的指令，会同农业
部、能源部、国际开发署、中央情报局等11 个联邦政府机构，对当前世界人
口、自燃资源和环境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并对本世纪末地球可能出现的问题
加以预测。此项工作，耗资百万美元，历时三载，于1980 年编撰出版了一部
篇幅长达1200 页的调查分析报告——《提交总统先生的公元2000 年的地球
报告》，简称《公元2000 年的地球》。该报告提供了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
资源和环境可能的变化图景，其主要“发现和结论”是：如果照目前的趋势
继续发展下去，到公元2000 年时，世界将要比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世界更
加拥挤，污染更为严重，生态更不稳定，也更容易遭到破坏。我们面临的人
口、资源和环境方面的严重压力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物质生产会增加，但世
界人民在许多方面将比今天更为穷困。⋯⋯对于数以亿计的极端贫困的人们
来说，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前景不会变得更好，很多人的情况只会更糟。技
术上若无革命性的进展，地球上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到公元2000 年时将比现在
更不安定，除非世界各国果断地采取行动来改变现在的趋势。
《公元2000 年的地球》报告发表之后，在世界各国引起很大的反响。发
行超过100 万册，且被翻译成德、日、中、西班牙和阿拉伯文，并促使其他
国家，如前联邦德国进行类似《公元2000 年的地球》的研究。甚至在《公元
2000 年的地球》完成之前，在意大利举行的一次高级经济会议上，卡特总统
就与其他一些国家领导人讨论了这个报告的结论。在收到这个报告之后，总
统立即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保证《公元2000 年的地球》受到重视。这
个特别委员会包括国务卿、管理与预算部部长、总统国内事务助理、科学技
术政策部部长。国务卿埃德森·马斯基把《公元2000 年的地球》作为在联合
国大会上发言的中心内容。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对这个报告举行了一系列听
证会。总统下令国务院安排一个国际会议，邀请环境和经济专家讨论研究报
告中提出的课题：人口、自然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在最后对全国的告别
演讲中，卡特总统把这一课题作为美国人民面临的三个重要问题之一（其他
两个问题是军备控制和人权）。此外，《公元2000 年的地球》还受到新闻界
的极大重视和注意。《时代杂志》和《新闻周刊》不惜篇幅报道了该研究报
告，并视其为“官方的”政府对全球灾难的预测研究。《科学》杂志报道的
标题是“公元2000 年的地球报告：令人沮丧的世界前景”。有的以“走向困
难重重的21 世纪：总统顾问小组发现全球前景极为凄凉”标题加以报道。
但是，《公元2000 年的地球》研究报告发表之后，也得到国际学术界的
反驳，1984 年，由美国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和美国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
曼·卡恩共同编著的《资源丰富的地球》公开出版，该书主旨诚如书的副标
题所标明的：驳《公元2000 年的地球》。它对《公元2000 年的地球》的基
本观点进行了反驳，对公元2000 年的人口、粮食、资源和能源等进行了预测，
并针对性地得出了乐观性结论。

   摆在人类面前的一个个问题，并非各自独立、互不相干、只通过某一种方式就可以一个接一个地分开来解决；而是相互作用、相互交织在一起，每一个问题都与其他问题盘根错节。如失去控制的人口增长、社会的差距、饥饿和营养不良、广泛的贫困和失业、对增长的狂热、通货膨胀、能源危机、资源短缺、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瓦解以及保护主义等，其中各个问题之间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如人口的过快增长，就会引起粮食问题、生态问题。此外，人口增长使得资源短缺，还会加剧通货膨胀，造成经济上的压力；人口增长会造成失业人数的增加，以至影响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增长对社会也起着某些不利影响，尤其不利于普及文化教育、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因此说人口问题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而是许多问题的总和，既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等方面的问题，并在许多方面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反过来，人口问题又受到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心理的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又如环境问题，也包含了许多内容，其中有人为造成的大气污染、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增加、酸雨的产生、臭氧层的变化、灰尘和化学污染在大气中的积聚、森林的大量砍伐、土地的沙漠化、城市的扩大以及灌溉面积的扩大等，这一切都会对全球的气候产生极大的影响，而水文圈、岩石圈以及整个生物圈的变化，则容易引起自然灾害的增多，威胁人类的生存。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亚历山大·金用一网状图将全球性问题间的相互作用直观地表示出来，见图1—1。图中所列因素又与未列入图中的人和社会因素产生作用，形成许许多多个交错点，其中有不少是危机点。所有这些交错点就是人类必须从地区范围乃至全球范围注意的疑难问题。
    总之，正是由于这一个个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问题，最后形成了令人困惑、令人棘手的复杂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难以准确测定个别问题和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因为每一个问题都同其他问题相互关联着；二是一项针对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可能会使其他问题受到干扰甚至更加恶化。由反污染措施所带来的污染问题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由于美国东海岸和西欧工业的爆炸性增长，林立的烟囱造成了空气污染，为了消除这种污染，人们安装了除去烟尘微粒的空气净化设施，结果，虽然烟尘污染大幅度下降，但由于烟囱冒至上方的气体不带固体微粒，二氧化氮和二氧化硫就可以自由地与大气中的水分结合，从而形成了带有硫酸和硝酸的酸雨。假如烟囱里冒出的气体中含有固体微粒，就不会形成酸雨。这个例子从反面证明，人们在解决关键问题时，必须看到问题的所有各个方面，而不只是注意到某一孤立现象；三是一个大的问题的解决必须采取综合性对策和措施，它涉及到社会的、心理的、经济的、技术的、政治的等诸方面因素，单学科的研究远远不能满足解决问题的要求，即使是某一个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多学科的知识。例如，解决粮食危机，就不仅是一个农学和经济学的问题，而且也是生态学、各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综合性研究显得日益迫切，为此首先需要寻求一种将多学科研究综合到一起的途径，即确立一种满足这一需求的组织机构。这就是罗马俱乐部这类集多学科学者、专家于一体的机构产生的迫切性之一。
（2）全球性。

   一方面，由于人类面临的各个问题之间具有相互交织性，因此问题将跨越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疆界到处扩展，使问题在规模上具有全球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使任何问题都必然以某种形式或某种尖锐程度反映在不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因而问题就具有全球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进一步明确。最初，人类的活动被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空间范围，分割的原因是难以逾越的高山、大海、沙漠等天然藩篱；民族、宗教、国家等社会因素则加剧了这种分割。简单的和低级的社会经济关系，使人们没有跨越这种分割的迫切需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逐渐扫平了妨碍人类联络的自然界限。人们同一天可以从地球的这一边到达那一边；几秒钟内可以得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消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也不断加深，一国内部作出的经济或政治决策，对他国人民的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对本国人民的影响；某一货币一夜之间的贬值，立刻就会影响许多国家的出口前景和就业率；地球一角排出的污染可能会殃及到万里之外。全球性的另一种表现是，许多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性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逐步认识到，环境问题远不是工业化国家所特有的问题，环境恶化和自然界超负荷正成为他们陷入困境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每天的新闻中我们可以清醒地看到，有关能源、食物、气候和金融等方面的事很少纯粹是国内事务。因此，全球性问题引出了一句名言：“考虑问题要胸怀全球，行动要始于足下”；还引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呼唤；并把地球问题喻之为“地球——我们的家园”、“地球村”以及“宇宙飞船地球”等，一旦“家园”或“飞船”的生命维持系统遭到破坏或毁灭，其后果将影响全人类。总之，各国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共同形成全球性疑难问题。这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地区、国家或本地区问题正在消失或变得不那么要紧，但是却说明许多问题单*一国力量的确难以解决。某个地区、某个国家采取的一些措施，从一个角度看可能有利于一些问题的解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反而可能使一些问题恶化，并且经过反馈，又加重了原来的问题。热带森林的砍伐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农业与能源的关系等，正好说明了这种情况。又如空气中二氧化碳增多对于气侯的影响。也不是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所能解决的。因此，问题的解决需要把视角放大到全人类，需要有世界各个角度的通力协作，将注意力集中到全球性疑难问题。这样，对于全球性疑难问题的研究和探索，首先需要一个跨国界的国际性组织机构作为依托。这就是像罗马俱乐部这类国际研究机构产生的迫切性之二。
（3）持久性。

    全球性疑难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产生的，同时，它的出现不仅涉及人类的当前利益，而且关系到人类长远的未来的根本利益。如由于滥伐森林、过度捕捞、过度放牧、过度耕作以及工业污染造成地球生态平衡的破坏，其代价将不只是眼前的，可能是深远的，甚至是无法估量的。又如人口问题，一旦人口基数扩大了，对人口绝对数的控制就成为一件极为难做的事，其影响也是长远的。大量消耗能源和原料的经济结构也有一定惯性，短期内的改变难以奏效。总之，当前出现的诸多现实问题，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未来的担忧，正如一些科学家所言：“我们不是继承父辈的地球，而是借用了儿孙的地球”。当前问题的长远性，引致各界人士对世界未来的种种担忧。这就是罗马俱乐部这样的关于世界未来的研究机构产生的迫切性之三。
    人类面临的问题表现出如上几个方面的特征，使问题表现得更为复杂化，其后果也更为不可估量。这种全球性疑难问题的出现，要求各国人民和政府、国际组织、政治和科学团体的格外关注。但是，实际上他们却没有、也不可能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和关注，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及时正确的处理和解决，这就使得这些全球问题更加突出。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罗马俱乐部认为首先是因为人类习惯于把注意的焦点集中在较大、较近的边缘性和方面性问题上，而几乎没有注意较为大的全球问题；其次是因为现在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其结构都是被设计来考虑方面性需要而不是总体性需要的，他们的官僚主义抗拒变化，再加上他们大多被直接性问题弄得眼花缭乱，对于较基本的长期性危险往往具有盲目性；再次是因为，在现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对世界的现状负有责任，没有一个人民团体致力于从总体上关心当代问题。这样，根据总体性、全球性、长远性的观念，勾划总体的各个方面，探究各方面的相互作用和总的体系的需要就成了一个被忽视的任务。
    综上所述，相互交织的、全球性的、长远性的疑难问题，召唤着多学科、国际性、未来学的研究机构的产生，它可以组织完成一系列探索性的工作，这正是罗马俱乐部诞生的时代背景。罗马俱乐部也正是在人们沉湎于高速经济增长和空前繁荣的“太平盛世”之时，开创性地提出并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全球性、长远性的世界疑难问题。不管其最后研究结论是否偏激，单凭这一点，就体现了罗马俱乐部的价值所在，这也是罗马俱乐部对世人作出的重大贡献所在。

布达佩斯俱乐部是对罗马俱乐部的超越。

“天人合一”俱乐部将进一步超越布达佩斯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