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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文明对话》
编者手记
“文明对话”是我们近20年来最为关心的课题之一。20世纪80处代杜维明教授担任夏威夷“东西中心”文化与传播研究所所长时，就提出了这一课题，并召开了几次专门的学术讨论会。我在80年代中期，在上海推动建立了“东西方比较文化研究中心”，这大约是中国最早的以对话和交流为主旨的学术研究机构。此后的十几年来，“文明对话”经有识之士的积极推广，逐渐成了学术、政治、经济等各界人士的广泛共识，今天，已然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论域，联合国更把2001年定为“文明对话年”，可见其受重视的程度。
这个论域的迅速开展，显然根源于我们生存的时代的需要。当“冷战”结束时，一些人曾经乐观地预言，世界从此进入了单一的发展模式，人类可以太平了。可是，现实恰恰相反，不仅意识形态的对抗并未全然消失，而且被意识形态对抗掩盖了的各种矛盾却竞相显现，地缘、族群、民族、国家、性别、文化和宗教的冲突骤然浮出，人类社会的风景扑朔浑沌，令人惶惑。我们向何处去？这是大问题。任何个人、团体、国家、宗教、文化，都不可能不听取其他的声音，仅仅依*自我叙述，单方面地主宰人类的今天和明天。各个文明之间的对话，倾听不同的声音，了解不同的意愿，已经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而且必需的前提。通过“文明对话”，使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利益群体理解各自的差异，了解彼此的利益所在，吸取对方的文化智慧，增进共识，创造人类共同的繁荣幸福，对此，已经没有多少疑问了。但是，把“文明对话”仅仅作为前提和手段来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文明对话”本身就是一个意义存在，是具有深刻含义的历史文化课题。不了解这一点，甚至可能把“对话”当作“对抗”的手段，诚如此，那真是人类的大不幸。
纵览人类智慧生成和发展的历史，各个大文明传统无一不是在对话的基础上开始的，儒家的《论语》、《大学》、《中庸》多半由孔子与弟子们的对话所编成，《孟子》也是由对话构成，儒家的智慧离开了“对话”便无从谈起，借用加拿大著名的传媒学者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本身就是信息”（medium as message），“对话”对于文明而言，本身就是文明，就是意义和价值。不仅儒家如此，其他的文明也毫不例外，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对话是希腊理性主义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圣经》几乎通篇都是故事，故事是对话的另种形式，而且《旧约》的很多故事就是由对话构成的。佛教的智慧同样起源于释迦牟尼和其门徒的对话。伊斯兰亦复如是。然而，从近代理性主义滥觞以来，对话作为意义的存在却日趋淡化，人们崇拜知识，以为知识可以取代智慧，从而迷恋依*实验室和推理所制造出来的“真理”，以为掌握了这些“真理”便可以主宰人类的命运，便是人类的福祉所在。这种简单而又天真的想法横行了几百年，也确实创造了空前的辉煌。但是，生态被严重破坏，资源使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不公平导致的阶级、族群、国家之间的激烈冲突，理性主义“真理”的傲慢，和对其他的宗教和文化的蔑视，引发了文化价值立场的对抗，如此等等，终于使人明白，知识不等于智慧，解脱人类社会的种种若难，仅仅*知识是绝对不够的，我们需要智慧。可是，何来智慧？“文明对话”是也！
近10年来，与“文明对话”有关的另一个现象特别令人注目：全球化的出现。资讯技术和产业的突飞猛进，国际“热钱”肆无忌惮的猖獗横行，跨国公司得心应手地征服世界各地，电器、服装、饮食、影视，甚至包括武器在内的商品消费轻而易举地突破民族和国家的边界，越来越国际化；世界迅速地趋向一体化。不容否认，从工业资本主义以来，“全球化”确实是对人类社会的最大挑战。大国或是小国、富国或是穷国、强国或是弱国，都不由自主地卷入了“全球化”的巨大潮流，原有的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版图开始崩溃，新的格局正在形成和调整中。到目前为止，不少人还是仅仅把“全球化”看成一种经济现象，或是在“保护主人”、狭隘“民族主义”的立场反对全球化，或是在所谓“发展”和现代化立场上支持全球化，但是，这种对全球化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学家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曾提出全球化的五个基本方面：移民、财经、影视、科技、理念。从今天的情况来看，即使这五个方面的概括，也显得格局太小、视野狭窄了。事实上，全球化几乎冲冲击了人类社会的一切。
作为人文学者，我们更关心的是全球化对人的生活信念、人的价值观念、人的社会构成的影响和改造。这同我们对“文明对话”的关心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全球化的出现，文明对话变得更加必要、更加紧迫，同时，只有文明对话的充分开展，才能保障全球化的健康发展，使其不至于引发人类新一轮恶斗内耗，同时避免人类走向单一的唯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歧途。这样，就形成了这一辑的主题——全球化和文明对话。我们希望这样一个主题的提出和开展，有助于学界同道更加全面更加清醒地思考和建设中国的未来和中国对于人类的责任。
就在我们确定了主题，开始着手工作的时候，“9·11”发生了。世贸大厦在顷刻间化为灰烬，几千人丧命于烟灰瓦砾中；长期未染战火的美国本土，却在一瞬间被击中，纽约、华盛顿，这是美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美国被震撼了！世界也被震撼了！从慌乱中镇静下来的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反恐战争，迅速结成国际反恐统一战线，战争在阿富汗开打，很快摧毁了塔利班政权。现在，世贸的废墟已经打扫干净，新的世贸中心的设计规划已经出台；阿富汗的战事只剩下零星的战火。虽然反恐还在继续，但“9·11”的震撼逐渐地趋于平静。可是，对“9`11”更深层的反思，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几乎还没有开始。难道这个新纪元伊始就来的重大灾难没有文化意义？它会被不经反省地轻松放过？我们不相信。
毫无疑问，“9·11”是恐怖主义事件，但，它的背后是有文化含义的。至少，它让我们了解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决不会歌舞升平，而是充满了危机风险；开展文明对话，充分了解、尊重弱势群体的各种声音，是绝对必要的；大国对弱势群体和国家耳提面命的“教导文明”的时代应当过去了，“学习文明”应当取而代之，各大文明传统是建设未来的最宝贵的资源。这对中国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日益强大的中国，将给世界呈现什么样的文化信息？
根据以上的想法，我们辑成了这部文集，值得特别一提的有以下数篇：
乔姆斯基曾经是著名的语言哲学家，近20年来，他彻底地转向了政治学、政治哲学，从“专家”变成“公共知识分子”，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左翼思想家，为了表彰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卓越成就，去年，哈佛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这是美国知识界很高的荣誉。“9·11”发生后，他以“9·11”为书名，用最快的速度发表了对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外交政策的批评，历数美国“单边主义”路线造成的各种灾难，成为反思“9·11”的一时绝晌，我们不惜篇幅，将此书全文译出，供学者们了解美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声音。
《全球化与多样性》一文是联合国2001年《文明对话宣言》的第二章，由杜维明教授撰写，他是联合国文明对话“知名人士小组”（Group of Eminent Persons）成员。这篇文章对全球化可能引发的问题作了全面评估，运用多种文化资源，对全球化时代的价值建设提出了纲领性的看法，有广泛的代表性。
刚刚故世的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是当今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他持反全球化的立场，是因为全球化所体现的“普遍主义”原则深恶痛绝。我们译出他的《论观念国际传播的社会条件》一文，供学人参考。可以比交而读的是本辑中另一位法国哲学家洛克摩尔的《哲学中的国际主义？》，他对哲学的国际主义企图所造成的后果有精辟的分析程深刻反思。
哈佛的汉廷顿因为发表“文明冲突”论而名动天下，本·拉登的下属人手一册汉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将其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主流看法的代表作。“9·11”事件之后，他对自己的观点有新的进一步解释，并对“9`11”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其中包括他对当代中国的看法，我们曾计划作一专访，因为他太过繁忙而作罢。正在哈佛燕京访问的周琪女士与汉廷顿常有交往，我们请她辑集汉廷顿在“9·11”之后的言论文字，择要译出，以飨读者。
“9`11”之后，哈佛燕京学社在杜维明教授的主持下，邀请在海外任教的部分华裔学者和一些哈佛燕京的访问学者，召开了“后‘9`11”和“文明对话”讨论会，商讨如何以中华文明的资源应对当今世界和全求化时代。出乎意料的是，法国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莫寒以及美国的大河谷州立大学哲学系主任斯蒂芬·儒对我们的会议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希望参加我们的会议，了解中国学者的看法和立场，并专门为我们的会议撰写了论文，莫寒还在哈佛发表了有关全球化的专题讲演。他们的文章对我们了解关于全球化和文明对话的多元视野是有意义的。
上个世纪初，杜威访问中国，首开美国学者与中国文明的对话之旅。这份历史经验，前人多有总结，但鉴于杜威是胡适的老师，这些总结都脱不出设杜威以居高临下之尊，着眼于杜威向中国传播什么。从文明间的平等对话去了解杜威和中国学术的互动提出了看法，开出了杜威与中国研究的新领域。波士顿21世纪研究中心和哈佛燕京学社对此非常重视，专门为此召开了学术讨论会，我们将此文和与会者的意见及背景一并译出，提供一个相对全面的景观。无独有偶，刘昶在最近解冻的档案中，发现了杜威当年写给美国国务院有关中国的报告，他对杜威的中国评价作了非常富有启发的研究。我们把这两篇文章集成一组，作为文明对话的一个研究案例。
《当前学术状况的回顾与展望——许纪霖、黄万盛、杜维明三人谈》一文和美国哲学家马高利斯的《反思20世纪末的美国哲学》，对未来的学术建设提出了很多重要的议题，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不可能离开学术的发展而自生自灭，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代，我们的学术能开出什么样的领域，将会深刻地影响我们时代的生存品质，走出“分析哲学”，重建人文学，已经成为大趋势，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人文学建设的行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辑有三位女性学者的文章，于硕、张小虹、周琪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卓有成就。如何自觉地从女性的角度去了解历史、文化、社会、政治，是我们时代的大课题，这是学术思想多元化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女性学者的成长，是中国学术繁荣的希望之光。
我们期待学界的朋友们不吝批评之词，提高和改进我们的工作，以利学术和文化的发展、繁荣。
2002年夏于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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