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論基礎

——環境倫理學


環境倫理學（也稱生態倫理學或環境哲學）是人與自然道德生活的理論基礎，它根據生態學揭示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規律，對資源利用和環境保護進行深層次的哲學思考，從倫理道德的角度分析研究人與自然的整體關係，是哲學和倫理學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以往的哲學和倫理學研究所涉及的範圍主要是人類社會，而環境倫理學則把人的行為規範和道德準則從人類社會關繫領域擴展到人與自然關係的領域。環境倫理學提倡對自然生態、對人類之外其他物種的關注，試圖推動人與自然的協同進化，主張把權利和價值的概念擴大到自然界，既承認人的價值和權利，也承認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和權利，也就是說，在生存發展的過程中，人類與自然界的關係是平等的。同時，環境倫理學的另一重要觀念是，當代人與未來人在共用生態資源方面應保持平等關係。環境倫理學的產生和發展是人類哲學思想的一次變革。 


西方環境倫理學的孕育階段是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初期。工業革命的成功發展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物質文明水準，增強了人類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時也大規模地改變了環境的物質結構和物質循環系統。但是，作為工業革命能源基礎的礦物燃料的使用產生著大量廢棄物，污染環境的事件接踵而來，尤其在一些工業城市和工礦地區。當時，環境問題引起了西方國家一些有識之士的憂慮，他們自發地組織了第一次環境保護運動，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著作相繼問世，如美國博物學者G·P·瑪什的《人與自然》（1864年）、英國生物學家T·赫胥黎的《進化和道德》（1893年）等。 



20世紀初期到中期是環境倫理學的創立階段。兩次世界大戰致使西方國家經濟蕭條，自然資源的掠奪性開發造成局部地區生態失調，環境污染事件屢屢出現，特別是世界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一次又一次敲響了保護環境的警鐘。為了重新激發人們的環境意識，西方國家掀起了第二次環境保護運動。在這一時期，德國哲學家A·施韋澤和美國生態學家A·利奧波德分別提出了“環境倫理學”的學科概念，其代表作是：A·施韋澤《文明和倫理》（1923年）、A·利奧波德《保護倫理學》（1933年）和《沙郡年鑒》（1949年）。這些著作成為現代環境倫理學的經典之作，它們從倫理學和生態學的角度分析了人與自然的關係，其中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保護環境的觀點則更為明確。至此，環境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正式形成。 



環境倫理學的發展階段則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今。雖然後來部分環境問題在局部地區（某些發達國家）得到緩解和控制，但新的公害事件在70—80年代仍然頻頻發生。從整體上看，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問題不僅沒有得到解決，甚至還在不斷惡化，並且打破了區域和國家的界限而演變成了全球性的危機。70年代以後，環境保護運動的浪潮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民間環保組織紛紛成立。1962年，美國生物學家P·卡遜《寂靜的春天》一書的出版對西方環境學科的建立和發展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此時環境倫理學的發展主要表現為：（1）創立學術性期刊，如《環境倫理學》、《生態哲學》、《倫理學和動物》等；（2）定期召開國際性學術會議；（3）設置大學課程並授予相應學位；（4）從理論向應用實踐擴展，如出版《工程師環境倫理學》等應用型書籍及開展一系列動植物保護和宣傳活動。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J·帕斯莫爾的《人類對自然的責任》（1974年）、H·J·麥克洛斯基的《生態倫理學和政治》（1983年）、H·羅爾斯頓的《哲學關注原野》等等。 



關於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在西方國家已經形成了相對固定的學術團體，其中美國學術機構的研究方向代表著這一學科發展的主流。目前，環境倫理學研究的基本內容主要是論證環境倫理的原理和規範，探索環境道德行為的選擇和環境道德秩序的維護，討論環境道德教育的方法和個人環境道德的培養，加強環境倫理學的理論基礎和建立環境價值取向的準則。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環境倫理學的研究出現了不同的流派和學說，如人類中心論、生物中心論、生態中心論、生態協調論、生態人類論和人類控制論等，儘管不同觀點的道德尺度和價值取向存在著差異，但它們都把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和協調當代人與未來人的共用關係作為研究的最終目的。（趙曉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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