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部分我们谈到了处境危险的证据：我们乃由太阳的能量所构成；我们正在花费“初始资本”（指存在地底“存款账户”所剩不多的古老阳光）以取得能源；我们正将维持水循环、固定表土与控制二氧化碳的树木砍伐殆尽；大量的生物绝种，以及气候变化正危及作物与人类。

　　我们是如何陷入这个局面？

　　半世纪前，我们前景一片大好，是如何走到今天似乎离大灾难袭击工业化国家之期只有一代之远？而今天，第三世界早已陷入劫难，饥荒遍地而疾病横行。

　　本书最后将会思索如何脱困。如果我们有正确的转变，有理由对未来抱着希望，但我们得先了解这造成冰冻三尺的“非一日之寒”。这是第二部分的主旨，其中涵盖以下重点：

　　历史观：

　　◆“年轻文化”和“古老文化”的观念：人类今昔行为模式之重要成分。

　　◆一称为Wetiko之非常剧烈的文化转变：在人与人（及与自然）和谐共存10 万后，人类开始侵伐、奴役对方（与自然）。

　　社会心理学：

　　◆对所谓“故事”的重要性之洞察：我们如何阐释所见所闻？我们所述说的生命的故事会引我们步入歧途，或直达解答的康庄大道？

　　◆我们曾熟知却已遗忘的古老智慧。

　　◆达尔文学说对吗？真的适者生存？

　　◆今昔的社会结构有何不同？

　　为了了解古时阳光的绝对重要性，我们得先审视从以前到现在，文化在文明里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观点的力量：古老的和年轻的文化

　　由于人类的作为（和无作为），我们的星球正走在与灾难碰撞的轨道上。世界人口早就超过了不过分依赖石油而仍能维生之数。因此，为了要喂饱在地球太空船的60亿乘客，我们正消耗着存在3亿年之久的植物化石资源（若依此势，该资源会在我们下一代枯竭）。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饿死，更甚于今日。

　　而政府可说坐以待毙。

　　我们能做什么？回收、吃素、开省油的汽车，觉得好像做了些好事；但无法改变的事实是，即使是纽约包威利大街的流浪汉一个月所讨到的财物，也比世界多数人一年所见的多。即使在那种“贫穷阶级”的资源消耗率，若不使用即将于一两代内油尽灯枯的石油，也无法支持下去。

　　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无力稍稍纾解这问题。

　　但错了，的确存在强有力、有意义的事可以去做。

　　要避免所有即将面临的破坏也许太晚了（据许多专家看法，至少晚了40年）：数十亿人口的灭亡、战争带来大规模的环境破坏、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及工业污染。就在你读着本文时，战争之火已点燃，饥荒已蔓延，而人口爆炸已达到一个程度，在第三世界许多大都市，由中上阶层年轻人和下班警察组成的“打猎俱乐部”用强力来复枪在街上猎杀儿童。有些人认为我们正见证美欧帝国的末日，正如1 600年前罗马人眼见其帝国崩溃一般。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在此时，为我们的子子孙孙有一个正面而充满希望的世界播下种子，造就新文明的滥觞，所谓的后石油世代。

　　他们的未来就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怎样看待事物，就有怎样的力量

　　当你走过或开车经过城市街道时，放眼所见的都是思想的实化。每栋建筑物都始于某人心中的构想。有人取得士地，有人设计房子，有人则组织工人搭建。你看到的树则是有人种在院子里、人行道上和街道旁。我们视为自然景观一部分的道路铺面，乃是透过思想穿针引线而构思、设计、制造、装设和维护。

　　思想创造物理实体，亦创造更大的实际。很久以前，人们把雷电视为神的声音，若有人被闪电击中，表示那人犯了罪或触怒了神。当雷声在近处轰隆作响，人们就赶紧跪下呼喊出祷告；当看见慑人的电光划过天际，他们知道自己看见了神的手正在写下或传达信息。今日，雷电被认知为在空气中离子与相反电荷的地表间电能的释放。被闪电打到不外乎愚蠢（如在高尔夫球场举起球杆）或运气差。面对狂风暴雨，我们之所以躲避，是因对危险的自然现象的惧怕，而非愤怒之神。同样一件事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感觉、思想和行为。重点在于，对真实的体验有所不同，而歧异的造成乃由于思想。

　　几年以前，我应邀至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主办的研讨会演讲。演讲后，我和妻子路易丝信步于老城，穿过多数观光商品店所在的阿拉伯区。当天是星期五，回教的安息日；但我们不是回教徒，所以想应该不会影响观光购物。那是个5月炎热夏日，路易丝穿了条休闲短裤，就在我们漫步逛街时，一个店员冲出来，对着路易丝大喊“西方猪”、“亵渎猪”，“你这*女，知道今天是圣日吗？你无权展露双腿！”

　　我提起这个文化冲突，是因为那个店员所认知的真实是一个妇女（回教妇女的社会地位与多数犹太基督教或西方文化中的妇女不同）正可耻地违反律法。路易丝所感受的真实是在炎炎夏日的旅游中心，穿着西方标准下保守的短裤，却受到攻击。我认知的真实则是那位男士对我们的宗教文化、妇女，甚至是一个人的无礼轻视，选择大喊而不是安静地走过来表达看法。

　　我们三者都没错。

　　而现在全人类也面临了许多令人混淆且相互冲突的“真实”。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人类的未来。试想想人们对与生命相关之事的不同看法：

　　◆“我们需要电力来维持舒适的生活”，或，

　　“发电会排放数十亿吨的二氧化碳至大气，造成全球暧化及破坏力极大的天气形态”。

　　◆“能以低廉的成本开着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人类的自由”，或，

　　“美国人的开车习惯正在加速地球的毁灭”。

　　◆“自然万物都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存在”，或，

　　“人与其他生物对地球有同等的重要性”。

　　以上这些想法都基于所谓的“故事”——我们文化的神话、我们的典范和信念，这些形成了我们自认为是真实的核心。这里所谓的故事，乃指我们加在原先经验上任何可以改变思考方式之事。

　　因为许多我们称之为真实之事乃来自于主观判断，因此少有对或错，而是“有用”或“无用”，视你属于何种文化，以及在文化中的地位，更视你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对于未来的愿景而定。

　　渐渐的，我们视为理所当然而有数世纪之久的“故事”；从有用移到无用一类。

　　例如圣经里有关多子多孙的教训便属于此类。在挪亚和亚伯拉罕的时代，通常有最多年轻人以组成军队的部落才能存活，“生养众多”成了文化延续的公式，虽然往往会造成“当资源和生存空间不够时，灭去邻人并夺取他们的”之状况。

　　多年来我们为这种征服和支配的生活方式找借口。说它带来了电视、登陆月球、各种现代工具，以及许多疾病的根除等等好处。我记得高中时有位招募新兵者到校演说，他说；“我们文明中多数重要的进步，从火箭到抗生素，都源于战争的需要。”这又为屠杀提供一个借口，战争是好事，带来进步和生活品质的提升。

　　以前当地球上只有数百万人时，有人追求大家庭、增加人口，以及掠取土地，虽然道德上有待商榷，但在以生存和成长为最高目标的文化下，他可以振振有词。

　　而如今，这样的故事却危及产生这故事的文化。

　　古希腊人以结合民主和蓄奴的观念改变了世界，并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其实每次文化转型，无论好坏，都是因为一个观念、想法，以及对现况与未来可能性的新理解。观念带领每次变革、每场战争、每种转化和每项发明。

　　因此好消息是如果我们重新定义文化规范，改说另一套故事，人类会随之改变以符合新故事。

　　但首先我们必须对现在与过去的故事有一番了解，方能创造有效的新故事。

　　政客与作家经常说现今的时代为信息时代。他们说今日一般人的知识要比旧日任何人多，网络、光碟百科全书、200个频道的电视，正在使地球的总体知识瞬间传达至平民百姓。他们说，太妙了，人们史无前例地博学。

　　真的吗？

　　如果我们真的如此博学，当多数美国人被问到有关世界史的简单问题时，为何一脸茫然？有多少学童读完任何一本莎士比亚的戏剧？以波斯尼亚、刚果战争为例，多少人对其发生与影响，有比晚间新闻所提供的15秒钟的内容有稍微深入的认识？又有多少人知道美国政府直到今日仍在窃取内华达、明尼苏达、怀俄明、亚利桑那、新墨西哥、阿拉斯加及其他数州的印第安土地？

　　网络的确是信息的大本营（我即利用网络作研究，而且建立了我个人著作的网站）。但网络业者会告诉你，绝大部分利润高而常被使用的网址都在贩售性或春宫图片。所有搜寻引擎公司统计最常用的搜寻字串是“性”，其次是其他形容裸体或性行为的字，再其次的最常使用的网址，是那些充满互动式的连续剧以及最近电影和电视节目片断的运动与娱乐频道。

　　实在说来，网络尚未对美国人的“博学”有多少贡献。

　　电视呢？有时候我在演说中提及，几年前开始我家不再接装电视（并非由于内容不好，而是因为这类媒体本身会使儿童的注意力时间愈来愈短且无效用），往往就有听众大谈他们从公共电视特别节目中，学到许多非洲野生动物等等的知识。我不否认电视有些有趣、知性的节目，只是这些节目不但少，而且与日重复。研究显示，上个月读过一本书以上的美国人仅占了很小的比例。前联邦通讯委员会委员牛顿·明诺指电视为“大荒地”，这其实只是轻描淡写。汲汲于卖广告赚钱，而广告价格乃依据观众数量而定，因此电视节目就愈来愈哗众取宠，而不愿曲高和寡地提供信息（新闻节目亦然）；且甚至政提供的“信息”，也常常是为了特定之企业利益。

　　我们可以说是生存于信息过量的信息时代，但若以多少信息被吸收了来算，我们其实处于知识贫乏的时代。

　　人们不再具备维生的基本信息，如何种植食物？如何寻找水源？食物里有些什么？如何生火取暖？如何存活于大自然里？如何理解天象？生长季节终始于何时？丛林、田野间什么植物可吃？如何捕杀、贮存猎物、取其皮毛、食其肉？如何不使用化学药品和耕耘机务农？如何处理骨折和其他疾病？如何接生？等等。

　　由于这种“知识贫乏”，我们与实际世界脱节，并站在因依赖石油与企业造成之信息饥荒的险崖上。

　　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居住于乡村的人口比都市地区多很多，有关如何耕种、保存食物，如何存活于艰难时代和如何俭约克难的信息，在当时可谓常识。现在我们对电影明星和他们的电影票房，或道·琼斯指数多少知之甚详，而一旦所有超级市场突然关闭，却无法存活两个月。

　　更有甚者，依据芭芭拉·布什家庭读写能力基金会统计，整整27％的美国成人是“功能性文盲”，虽然少于1％的家庭没有电视。

　　这对因我们依赖其系统、信息、燃料和食物而获利的人而言，实为大利多。我们已易为驾驭、控制，我们会投票给那些在晚间新闻有最好的10秒表现者，或给那些广告花费大、强有力者。

　　贩售或生产毒性或致癌性化学物质的公司扭转或压制新闻的手段实在有效，例如佛蒙特州多数市民竟不知每年有超过5．3万磅在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奥地利及其他国家禁用的化学药品，洒在他们的玉米饲料上。这种化学药品经研究发现与乳癌、白血症、畸胎和生殖系统的肿瘤有关。1997年6月报纸登载，科学家已接到许多有关佛蒙特州尚普兰湖畸形青蛙的报告，包括四肢的短缺或变形、眼睛长在背上……等等。

　　即使许多实践团体尝试呼喊，我们似乎仍沉睡不醒。我怀疑我们也许并不在睡觉：有让我们醒着却对周遭毫无警觉的方法。

我们不是睡着了：我们醉了

　　作为一个生长于1960年代大学城的青少年，我认识一些海洛因毒瘾者。一般说来他们是好人，并非在电视和书上所见的那种类型，只是正常的中产家庭的小孩一头栽进威力出乎意料的毒品。在二三十岁时，我也遇见一些酗酒者，他们也多数心地善良，只是陷入消磨生命的毒品之掌握而无法自拔。我还认识许多老烟枪，总是认为有一天他们可以潇洒地说不，却发现困难无比。

　　我注意到对他们而言，保持毒品供给渠道的畅通，成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是生存的核心。他们一早醒来便想着今日毒品的供给，然后一整天浸在毒品里，最后吸着毒品入睡。

　　另外，还可以注意到，他们愿意牺牲任何他们其实很重视的事物来换取毒品。他们也许对生涯、教育和人际关系，都有远大抱负，但不知为何，这些计划最后都臣服在毒品的愉悦下。在毒品早已不再有任何享受效果后，他们仍每天浸淫在毒品中，只是为了避免没有毒品的痛苦。

　　若从主导我们文化的人的观点来看，很难说这一直被视作一件坏事，的确存在证据显示，年轻文化的掌权者曾认为让人们上瘾是件好事。

　　在支配的年轻文化中，文化本身的首要目标，在于使人们顺服，这可从政府和宗教的文化机构的表现看出。前面我们已看见那些“不识时务”者的典型下场：灭绝。这正是许多土著民族的命运，结果，能存活的被征服者常是顺服的。（如果你觉得征服者似乎将被征服者视为有待驯服的野兽，你就完全抓住我的意思了。）每个毒贩、烟草贩卖者和酒店老板都知道，若你让一群人每天依赖你的产品而活，你就有了一群不会找你麻烦的人。（他们可能给别人制造麻烦，却很少波及贩卖者。）

　　同样地，我们的科技文化已经发展了一种科技毒品来维持顺服度。

　　一种测量毒品上瘾潜力的方式，是计算能对这种毒品轻松随意地提起或放下的人口比例，这种偶尔使用且能轻松走开，或一次可戒上数月数年的行为称作“Chip”毒品。《科学新闻》报道的研究指出，有较大比例的人可以“chip”大麻，中等比例的人可以“chip”酒精、可卡因，甚至海洛因，而非常非常少的比例（少于5％）可以“chip”烟草。然而，请想像另一种毒品，可以毫无痛苦地离开它的美国人，比5％更少；依上瘾时定义，这样的毒品将是有史以来最强力者。

　　这种毒品当然必须有稳定心情的作用，保持一种将每日的无奈、痛苦和厌烦抛诸脑后的精神状态。这毒品会改变脑波、神经化学，并一再保证沉迷于其中并不算上瘾只是偏好。如同酗酒者声称只不过是为了社交应酬才喝酒，吸此毒品者亦公然宣称具有戒除能力……而其实却未曾想过要离开它几天、几周，或几年。

　　这样的毒品的确存在。

　　比鸦片更具诱惑力，塑造行为和期许的能力超越酒精甚多，每天使用时间更甚烟草，是我们文化中渗透最广、潜伏而最不易察觉的“麻醉毒品”——电视。

　　许多毒品基本上是天然物质提炼的浓缩物质。青霉素从霉菌提炼出来；鸦片从罂粟而来；同样地，电视是真实生活极度浓缩的萃取素。

　　人们保留一大部分的生命去注视一个闪烁的盒子——每天数小时。他们依赖这个盒子去取得大部分有关世界、政客行为和何谓真实的信息，虽然这个盒子的内容受到少数组织的控制，而其中很多组织也涉足军火、烟草和酒品买卖。老百姓一醒来便消费这项毒品，一天当中尽可能消费它，并在这毒品中入眠，很多人甚至三餐必备。

　　多数人感到遗憾的，并非他们做过的事，而是关于他们没做过的事、没达成的目标，和他们想成为却未做到的那类爱人、朋友或父母。然而我们文化却鼓励我们坐在闪烁的盒子前，一星期几十小时，一年数百到上干小时，然后看着，似乎从远处，自己的生命如干沙流过指尖。

“住在盒子里”的病

　　心理学家都同意，与他人隔绝常有害心理健康，我们必须与他人互动才健康。

　　我和妻子养了一只名为“闪亮”的漂亮黑猫，又长又厚的头发使它看起来像只迷你狮子。

　　它的前一任主人告诉我们，“闪亮”很肯定每个人都要杀它，我们发现真是如此，用医学名词说，它患了妄想症。

　　昨天我在去客厅的走廊上遇见“闪亮”，它满脸惊恐地团团转，奔向厨房。我继续前行，现在它确定我是要去抓它了。它在厨房停了下来。因为须经过厨房才能到达客厅，所以我一直走，它更加惊慌，跑向客厅。我试着轻声呼唤它，但它“知道”我要伤害它，当我们在客厅再度碰面时，它飞跳起来，狂奔逃离客厅。

　　“闪亮”的世界是块充满坏人之地，在刚接养的几个月里，我们试了许多方法要*近它，但总胜不过潜藏在它心底的那番确信，确信只能信任自己以求安全。

　　数周前我应全国性电台的邀请谈论本书相关议题，有一位听众从堪萨斯来电话。

　　“你是说，动植物有生存权？”他问。

　　“是的，那正是我的意思。”我说。

　　“你知道那是深度环保人士的主张吧？那些激进的树木拥抱者？”

　　“我听说了，你的看法呢？”

　　“我们必须利用科学和经济学评估事物之价值，某些森林值得保护，某些则未必，有些生物可与我们共存，像牛、狗、鹿等，而其他则不能，因此不必担心它们。”

　　“那么你如何划清界线？”我问道，“你如何知道何种生物应保存，何种生物应消灭以腾出空间给人或我们喜欢的生物？”“留下那些有用的！”他说，似乎答案很明显，“老天！谁需要斑点猫头鹰，我们需要的是工作机会、经济保障、干净街道和安全的城市。那些才是重要的事。”

　　我指出即使他的假设（世界只为人存在）是对的，这些粗糙地大举毁灭成千上万物种以及改变大气环境的作为，仍可能产生一个不可预料的结局，结果“万物之灵”得到的是一个越来越不能居住的地球。其实，本书和许多其他资料都已记录了充分的证据，说明这已经发生。

　　如果我们能抛弃以人为尊的想法，代之以万物皆有神圣生存权的古老文化观点，则无知毁坏我们生存的地球之行径将可大幅减少。

　　如同“闪亮”一般，这位致电电台的听众眼中只有一个世界，一个以人为主色彩的世界，其他的万事万物只是黯淡模糊的背景。这些“物”为我们所用，我们则具有决定它们的生或死的知识与权柄。如果认为是对人有好处的，即使是翻天覆地，到最后只剩一种树、谷物、蔬菜和鱼，也在所不惜。而之所以会如此理直气壮，乃是因为我们以为所见所知的世界本就如此。

　　这是心理不健康者的逻辑。

　　当“闪亮”确信它已经完全认清世界时，那不管我的意图为何，从卧室走向客厅就是人类恶意的证明。那位“致电电台者”确信这世界中，他所见的一切就是为他而存在的，如果我声称“物”皆有其各自的生存权，则无疑是要从他身边夺走一切。

　　如此的偏执建构成一个巨细靡遗又有组织的世界，其中的一切皆能自圆其说又相互增强。那个在街角正看着你的人是中情局的间谍，他已偷偷将某种传送器植入你的脑部。他转头看旁边因为不想让你知道他是个间谍；他会瞄你不是因为你直盯着他，而是怀疑你是否已知悉他在你脑子里装了传送器；他登上巴士不是要上班而是为了跟踪你……等等。

　　相同地，无论我们的世界观如何，我们会不断搜集证据证明自己是对的。“闪亮”认为人们都在追逐它，因此到处都看见迹象。所以如果你相信万物皆只是用来增进人类生活的资源，那你也将到处发现有利的证明。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之父，也是今天许多寻求定义“何谓病态”和“何谓健康”心理者所仰望的人，在过世前几年曾有些有趣的观察。他指出我们文明所谓的“健康自我”，其实是我们早年与生长环境有非常紧密联结时之生命经验的“萎缩的残渣”。许多心理学家说这种“萎缩的过程”的一种结果；就是美国国家心理卫生机构所统计的15岁到27岁第三大死因——自杀。

　　这种剥离我们人与所生存世界的紧密联结，使我们被隔离在一个一个独立的“盒子”里的过程，几乎不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最初10万年。直到今日，在各地受年轻文化的影响较少的原住民族中仍然如此，所以自杀率少之又少。

　　加州大学海沃德分校西奥多·罗萨克（Theodore Roszak）教授以“生态心理学”一词定义有关对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之研究。在他的《地球的声音与生态心理学》（The Voice of theEarth and Ecopsychology）一书中，罗萨克巧妙地说明身、心、灵三方面的“切断”，可能是导致所有现代个人与文化精神病症的原因，而重新与自然联结将是对个人乃至社会最有效的治疗。

　　但这种与自然“切断”的情形，在7 000年前的所谓古文明就已存在，并随着文明的程度深植人心。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中声称宇宙、自然界不过仅由简单的原子所构成，一旦人能了解就能操弄。笛卡儿更进一步指出整个宇宙即是一部大机器，而这种机械般的自然的原理及于最小的层次。如果我们理解开关之所在就能操纵这部机器。我们从自然界退缩，在我们住的城镇里，自行创造一个生活其中的人工世界，这世界与我们起源之初，大不相同。随时间的脚步我们对事做“对”、“错”的取舍，并组织“存于外”之事物，以符合我们“存于内”的需求。

　　我们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而以我们自己是这世界的最高等，我们的年轻文化的宗教与哲学家公然或隐含地宣告，万物皆是为人所预备。伽利略甚至说，如果不存在人观看这世界，那世界就不存在。当我们终于明白地球并非为宇宙的枢纽时，我们只是改变我们的语汇去继续一个不变的世界观：我们是宇宙的精神中心。

　　从这故事、这世界观——人造的城市是文明的，自然界是野蛮的，而住在其中的人是原始的、不文明的、未开化的——我们发展出只承认、赞许自己和自身文化的心理，失去了和真实世界及其超凡力量与奥秘的接触。

　　当早期的欧洲移民在大草原展开猎杀，杀掉他们所见的每一只野牛，美洲原住民被这无知的疯狂行径吓得目瞪口呆。为何这些人夺去草原的生命？为何他们割去大地之母的肉？为何他们疯狂地砍伐所看到的每一棵树？

　　移民看着那些他们所谓的印第安人，心想这些人一定疯了，这么多的野牛他们竟然不知要取而用之。为何坐在宝山一万年他们却不知要享用它？他们必然是野蛮、未开化的原始人，所以没有见识去拥有这上天给人的恩赐。

　　好一阵子，这征服美洲的行径颇为有效。恰如吉尔伽美什砍尽黎巴嫩杉，希腊人摧毁自己的森林，美国人剥去了半数土地的表土，这类快速地撷取“存于外”以应“存于内”的需求之行动风光了数个世代。

　　噢！不行了。当我们看到了第三世界的“早期预警系统”才有所领悟。有如一家耗用初始资本的公司，我们对周遭世界的掠夺一开始似乎不错，直到它即将耗尽。

　　在人们开车不敢不锁门、不关上窗的城市里，在含二恶英和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播撒于农作物以为肥料的田地上，在核子武器制造的主要废弃物（钇）被用于“治疗”癌症（大部分是因文明的空气、食物、药物而导致的结果）之实验的医院中——在这种种地方皆可见我们所创造的世界，风光的时日有限。这是所有阶层化支配系统的自然结果。

　　古老的文化较古老因为他们撑过数万年，相比之下，年轻文化仍是个实验，每次尝试（苏美尔、罗马、希腊），无论多么显赫辉煌，都已自毁，反而是部落度过数千年。

　　年轻文化是奠基在心灵与精神的不健全之上：弗洛伊德所谓的人与自然紧密结合生活的美好与真实之“萎缩的残渣”。一步步地，我们住进孤立的“盒子”里——受苦。

重新与这世界接触是怎样的情形

　　爬出盒子，重新与这世界相处，是做得到的。

　　过去25年里，我上了一些有关食用、药用野生植物的课。通常会有一次到数次不等的机会我们可以到森林、田野，寻找教过的植物。我们当中有一位在每次出外都会带一罐玉米粉。她说：“当我拔起一株植物、摘下一片叶子，我会放一些玉米粉在地上，表达我对植物之灵的感谢心意，及对他们所给予我们的一种回报”

　　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朱利安·杰恩斯（Julian Jaynes）说：史前时代（超过7 000到 1万年以前）的人真的可以听得到神的声音。他们可以在自然世界里看到小仙子、妖精、神灵等等。

　　杰恩斯解释，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大脑的两半球比现在的人更紧密地相连，所以左脑的听觉区直接与右脑的幻想区［伟尼克（Wernicke）区和白洛嘉（Broca）区］相连，现代人的脑通常只在睡梦中和精神分裂时，幻想区才会有作用。杰恩斯推测，今天我们所说的幻觉现象在古代可能只是普通的日常经验。

　　杰恩斯进一步说，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帝国的兴起，与其书写语文的使用，是使大脑两半球分离的主要缘由，所有的人除偶尔的神秘经验或精神分裂外，在清醒的意识下从此失去与大部分右脑的连结。

　　杰恩斯的论点是相当有说服力的，特别是引据史料与现代的神经生理学之处。如果他的观点是对的，那么我们可以想像如果我们用1万年前人的生活方式过日子，那这世界将会是充满着灵、能量、声音。反过来说，1万年前的人如离开他们生存的环境学习去读、去写、去过文明的生活，他们将迅速（一个世代或仅仅是一个人的一生中）失去与那另一个世界的联结①

　　特伦斯·麦克纳（Terence McKenna）在《神的食物》（Food of the Gods）一书中提出另一个观点。他相信不论古今，经由某种植物性成分的摄取，可使大脑两半球再联结起来。麦克纳指出，引发幻觉的植物在许多文化中被广泛用来打开与神沟通的门。这些植物的使用催化了先民的意识，进而刺激脑中思考、灵感部位的发展，而给予人类以自行控制神秘、神性经验的能力来取代原来植物之使用，这通常是通过有组织宗教提倡的规律。

　　杰恩斯与麦克纳的观点对我们了解意识的历史有显著的贡献。麦克纳长期与原住民住在一起，并研究他们至今仍借植物来与神灵沟通的行为，而杰恩斯则广泛地研究过去文明的文献，和那些声称可以在脑里听到神声音的人。

　　不论使用何种技术或方法，这两位与其他学者的共识是，古代人以及“现代原始人”都一样拥有我们这群现代西方社会的人所没有的视觉、感觉和听觉的能力。

　　肖肖尼族印第安人（Shoshone）寻找食物时，会倾听士地，倾听来自动植物、大地之母的声音。他们借种种征兆、声音告诉人可在何处找到一日之所需，又该以何种仪式感谢上苍。

　　对照于此，中古世纪的欧洲君王以及那些支配者的心态，已将我们带人一个讽刺的、不能辨别真伪的所谓“信息时代”，而或许不知不觉地进入澳大利亚原住民所称的“大遗忘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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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心和文化造就我们今天的处境。理解此事会产生远见；而发觉我们在为自已和子孙规划未来中所占的重要角色，更会激发力量。

　　注释：
　　①最近我才知道，虽然有些美洲原住民已拥有文字数千年，有些仍旧完全抗拒写下他们的语言。例如，阿帕切语，30年前才由卫理公会传教士写下并整理成典；一个阿帕切人告诉我：“这是个错误，我们的语言非常神圣而不宜写下。”探索使用与不使用文字语言族群间，个人信仰经验的本质的不同点，是相当有趣的事。就我所知，尚无人做此探讨。

　　对于1960年，我的印象很深刻。那年约翰·肯尼迪刚当选为美国总统，他立志要把美国从早已体制化了的剥削、隔离政策转向。肯尼迪促使我们以儿童的未来为重，创造可以持久的转变，以及建立自给自足而不破坏珍贵自然资源的新世界。

　　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统计，在1960年，地球上有3 038 930 391人，那年又增加了40 622 370人，每人都要一天三餐、几加仑的饮用水和沐浴用水，以及容身之地。正当世界各国想尽办法要跟上这4 000多万地球新市民的需求，1961年再添56 707 855人；而当我们忙着替这些人找栖身之所时，1962年世界人口再增69 393 370人，然后1963年又新增了70 587 231人来竞争食物、饮水、住屋及热源。

　　从肯尼迪宣示就职之日到1963年被刺的3年中，比美国总人口还多的人口加入了世界。

　　人口爆炸导致这个浮于太空的小蓝球几乎所有可住之地都挤满了人。

　　人很容易对“美好的从前”兴起怀旧之情；自人类有史以来，几乎每一代都曾如此。不过的确，在1960年，你可以安全地旅行全世界任何角落，你可以搭便车旅行北、中、南美而安然无事，而且当时饥荒仅是地区性且少见的现象。

　　今天则完全不同了。而且今日的世界人口是当时的2倍。

　　你能想像再过30年，我们还要增加如 1960年世界人口之数？

　　当资源越来越少，那些致力维护其分量的人将更不择手段、更暴力、更为致命。

今日年轻文化的观点

　　我们文化还年轻，在数十万年的人类历史里，我们文化的理念仅肇始于7 000年前。在那段时间里，该理念凝结成数种价值，而最后形成所谓的文化，是我们对事物今、昔与未来的集体看法之表现，亦正是我们所诉说事物来龙去脉的故事。

　　现在的意识乃由一组特定的传统、信念和典范（我称它们为“故事”）所形成，这些故事带给我们舒适富裕，却也矛盾地，加速我们文化的死亡。这些故事可综合如下：

　　◆我们并非世界整体的一部分，而是独立于其上的。地球及其中的所有动植物和我们有所不同，我们称其为“自然”和“原野”，称自己为“人类”和“文明”，我们在自我创造出来的幻想中非常清楚其间的区别——我们是独立的、优越的，我们就是天理。当我们想要任何东西，可以随意自取，不必征求同意。

　　◆征服和统治生物乃为天命。从圣经对我们治理全地球的命令，到美国政府所命的教条，再到殖民外太空的科幻故事，我们告诉自己许多我们乃为天命所系，应掌管任何事物的故事，上至月亮及更远处，下至海洋。虽然有人试着委婉地说，当人被赋予地球掌管权，就代表人被赋予了照顾地球的责任；但是，却难以从其行为看出此信念。

　　年轻文化奉自己为支配者、征服者。他们并不是固守某地抵抗入侵，而是出外挑衅（动物或人）、捕捉、奴役或消灭之。其农业设法尽量从土壤榨取养分，土壤枯竭亦在所不惜。他们相互侵伐、夺取资源、利用军警为富人保卫资产。

　　这些概念反应在我们文化的基本思想家的著作之中。亚里士多德在题为“政治”的文章中说明古典希腊观点：“植物为动物存在，动物则为人存在，家禽家畜提供劳力与食物，野生动物则供给食物、工具和衣服等附属品。”

　　罗马人的观点则被西塞罗总结得很清楚：“我们是地球绝对的主人，高山平原给我们享用，河流也属于我们，我们播种、植树，我们施肥，我们阻断、引导及改变河流；简言之，*着我们的双手和各种自然作用，我们将世界完全改头换面。”

　　到1600年代，弗朗西斯·培根明白地写道：“我实实在在地把大自然及其所有儿女带给你，使其为你的仆役。”

　　在19世纪，马克思说社会主义的目标乃是“合理管制人与自然间之物质交换，而使其在人的控制之下……”。恩格斯则把人看作“自然的真主人”。

　　起初，我们只把这些支配性的信念用在自然上，不再单纯与动物竞争食物来源，我们开始统治它们。一旦如此，我们便可能超越竟争的尺度而去设法灭绝它们，这正是我们对那些阻碍我们取得食物、土地的每个物种所做的，从野狼到昆虫到杂草，我们发展推陈出新的方法消灭竞争者。

　　以此类推，将此观念应用到人身上并不令人惊讶，人有权统治所有生物的这种概念的合逻辑延伸，便是相信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适合当统治者，既然我们已经认定消灭竞争者不但是可接受的，更是一件好事，于是杀人方法日新月异，在现代战争利器中达到极致。

　　文化强化我们世界观之另一种方法可见于语言结构。多萝西·李（Dorothy Lee）于1950 年代与北加州的温图（Wintu）部落住在一起并学习其语言，她很惊讶地发现，其语言大体而言缺乏表达拥有和强制性的动词，例如，他们不说“我的姐妹”而是说“我成为某人的姐妹”（l am sistered by）或“我与姐妹住在一起”。

　　年轻文化则相当不同，例如，看看世界上有关于男与女相对角色的各种信念。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回教国家，女人不准独自外出，必须以衣服遮盖身体各部分，不能投票、竞选、掌权，根本乃是男人的财产。妇女因“不顺服”父亲而被杀，在一些国家并非罕事。例如1997年 8月，Marzouk Ahmed AbdeRahim射杀其25岁女儿，取下首级回到*近埃及开罗的村子，集合村民宣告：“现在我们家庭重拾荣誉了。”他女儿所犯的错——“私奔”。第二天在开罗北方40英里处的村子，一个人在众人面前对他女儿泼汽油纵火。据美联社在8月19日的报道，这些不是个别事件，许多情形是女儿选择的对象付不出聘金。埃及作家萨达维（Nawal Saadawi）指出，在这文化里“婚姻被视为买卖，商品便是妇女，是否成交视父亲认为划算与否”。

Wetiko：消耗他人的生命以获利

　　1万年前，认为人类可以“拥有”和“支配”大自然或彼此的概念，是新奇而极端的。甚至今天，在那些过着5万年前生活方式的“石器时代遗民”或部落民族身上，也不容易找到这类概念的证据。例如1990年代，印尼的丹泥（Dani）族面临一项危机。他们文化里，拥有土地（或几乎任何东西）是不对的，因此不愿意对自有史以来即居住其上的土地宣示所有权，却引来外来者乘机而入，申请这些土地的法律所有权，然后开始砍伐丹泥人居住的雨林。

　　1997年，我在与数百位来自奥内达（Oneida）、切罗基（Cherokee）、纳瓦霍（Navajo）、波马（Poma）、奥吉布瓦（Ojibwa）、克里（Cree）、奥托（Otoe）等许多部落的美国原住民相处的三天中，反复听见人们谈论尊敬“我们的母亲”地球，并经历与自然联结及由此联结而来的与圣灵的联结之必要。这些人就是来自于以后书中所提到的“古老文化”，他们到今天仍视地球为神圣的，并且尊敬自然，相信人应该与环境和谐相处，而非支配和毁灭。

　　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10万年以上后，有些种族开始支配自然，改变环境，把大片的森林变更为牧场或农田以生产更多的食物。

　　因为我们清除了不可吃的植物（多为树木，于是连带消灭其物种丰富的生态系），以单物种之人或家畜可食的植物取而代之，这种年轻文化的行为结果，就是其他动物的食物减少了，生物的整体数量也减少了，只有人类的食物增加了。

　　这种我们“命定”管辖万事万物的理念有深远的影响，这种理所当然的故事改变了世界，且经常是以残忍的方式。

　　它是用来为美国帝国主义合理化的哲学基础，也是美国所谓“上帝所命”的基础，美国国会用以决定上帝意旨乃是要我们去接管整个大陆，因此要消灭任何绊脚石，包括数千万的美国原住民。

　　除了美国，全球各地的原住民也都遭遇相同的命运，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整个达尔文经济学观念，都被用来为这许许多多的人持续的煎熬作借口。

　　“有统治者，有被统治者，这是自然律。”我们如此相信着，我们只是按照事所当然而行，就算我们不如此，别人也会。

　　我们的故事的确成为事实，因为这种故事乃为自我毁灭的，称之为“疯狂”（insane）实不为过，毕竟拉丁文中的sane意为健康、完整。

　　正是这种疯狂的信念创造了现今的世界。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美国原住民研究学系教授，亦为《哥伦布和其他食人族》（Columbus and Other Cannibals）一书的作者，杰克·福布斯（Jack Forbes）博土，使用土著语言wetiko（发音WET-ee-ko）来形容这类信念。wetiko字面上意为“食人肉的野蛮人”，福布斯故意用以描述欧洲文化标准：我们以杀害、毁坏土地，及奴役来“吃”人。哥伦布与泰诺族的历史只是其中一例。

我们文化的基础

　　我们的文化有一原则，如果别人有我们要的东西而不给我们，我们可以使用各种武力和方法去取得，有时，这么做甚至是我们的责任。

　　“责任”，似乎是强烈的字眼，但它的确在美国历史的第一个世纪中，常被政府用来诱导军人杀害原住民。希特勒也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励士兵去夺取土地，以增加德国人的生存空间。恺撒用责任当作屠杀凯尔特人、德鲁伊特人和皮克特人等的理由。乔治·华盛顿时，整整有80％的联邦预算用于印第安战事。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为了上帝、为了国家、为了家人、为了可以用别人的苹果来做你的苹果派。

　　在美国新英格兰首次的印第安战争是1636年的“佩科特（Pequot）战役”，移民包围佩科特人最大的村庄，纵火并射杀每个人，男、女、老、幼，无一幸免。一位清教徒移民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看着他们在火里煎烤、血流成河，闻着恶臭，甚为恐怖；然而这场胜利似乎是甜美的奉献，移民赞美上帝，感谢上帝的帮忙。”

　　当时的纳拉干西特人（Narragansetts）人，惊骇于此欧洲风格的战役，拒绝与白人继续联盟，队长约翰·昂德希尔因此讥斥纳拉干西特人，说部落民族的战争多为消遣，而非为了要征服或统治敌人。

　　就此而言，昂德希尔说对了，纳拉干西特形式的战争，和绝大多数原住民古老文化的民族一样，不以根除对手为目标。他们需要与邻居交易，并借通婚以维持坚强的基因库，以及确保文化多样性。他们不想抢夺土地，因担心冒犯他族的圣地。甚至杀戮亦非战争主要目标，而是以某些决定好的胜利“量度”为目标，譬如捉住一名成员，跨越某界线，第一件伤害，或对手的投降。

　　欧洲灭种式战争的历史并不长，仅可追溯至罗马时代。这种方式被希特勒用以对付非印欧语系人民，被哥伦布用以对付伊斯帕尼奥拉岛的泰诺和阿拉瓦克人，以及被来自英、法、荷、葡、比、西的武装入侵者用以对付美国原住民，被卢旺达的胡图人（Hutus）用以对付图西人（Tutsi），被扎伊尔的图西人用以对付胡图人（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几乎杀光了仅存的3 000多个俾格米人（属一种矮小人种），他们是中东非仅存的打猎/采集族人）。在《圣经》和几乎所有与中东第一个城邦有关的文明历史中，也存在类似的故事。

　　每天都有农夫进行这类战争，来对付野狼、土狼、昆虫和雨林之动物与树木，以及丛林里的原住民。

　　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源自于我们基本的文化理念。

　　难怪随着过去37年来世界人口的倍增，暴力与残虐亦激增，这就是我们的做法。

　　今天美国政府仍然从数十个部落中抢走土地，把矿权转移给献金给政团的企业；原住民仍然在世界各地被无情地、残暴地淘汰。

　　但是为什么会如此呢？

　　以下是几个我们文化中有关“怎会如此”的故事：

女人惹的祸

　　从那些建立现代文化早期基础的男人传下来的一个故事是：都是女人的错。

　　其中一个版本说由于第一个女人夏娃的愚昧和不诚实，每个女人都受上帝的惩罚。另一个版本则是另一个女人潘多拉，错在于不能克制自己的好奇心。既然女人是所有问题的祸首，隔离、惩罚和压制她们就非常合理，而且也是我们宗教上的责任。除了少数例外，女人的名字不能出现在现代宗教的书中，只有男人的名字才值得记录传世。

我们生而邪恶

　　另一个故事是我们生而邪恶或愚蠢。由于夏娃的原罪，每个从女人而生的人，也就遗传有邪恶的本性和差劲的判断力。

　　这是许多文化接触到基督教传教士时，特别难以理解的故事，他们也同样对欧洲诺斯替教中，有关上帝充满了愤恨的复仇心态，以试诱人为乐，并在人屈服时加以惩罚的观念，感到困惑。

造物者是健忘的簿记员

　　同样的，许多美国原住民也对宗教领袖所说的，只要进行经牧师指定的仪式后，上帝就会忘记曾经犯下的谋杀、偷窃或强暴的罪行，感到奇怪。他们问，难道这不会鼓励恶行吗？对于上帝主要的角色是个簿记员，且是个健忘者（只要我们执行正确的仪式或说出正确的关键语）的观念，他们实在难以理解。

　　然而人生而有罪，说谎、欺骗、偷窃、剥削和伤害他人是人的本性的观念，常被认为能有效合理化其行为。

　　我们有更进一步的逃生门：你可以赌你将活多久，然后在死前行苦修、布施、或说特定的话，就能保证你上天堂。

　　然而，这类世界观真的有用吗？

“每个人都坏”的故事之后果

　　对我们之间一些心灵和道德的赌客而言，这个故事等于是为所欲为的执照。

　　试想美国食物的来源。植物的养分从土壤吸收而来，因此若土壤缺少锌或钙，植物以及食用植物的人或其他动物便会缺乏这种养分。同样地，正如切尔诺贝利下风处所发现的，如果土壤受到放射性元素铯的污染，当地的蔬果谷物都将使盖革计数器振动许多年。换言之，土里有什么，食物里就有什么。

　　那么，洒在农作物上的肥料应该是纯净的，对吧？

　　错。

　　数年前，对洒在泥土路以减少飞尘的油和高速公路上的柏油，并无法规限制其内含物。根据后来在CBS“60分钟”节目中的揭发，新泽西的黑手党因此想出了个聪明的伎俩。他们成立了一家“废弃物处置”公司，接触了所有产生有毒废弃物的公司，从铅、汞、多氯联苯、二恶英到液态放射性废料，来者不拒。这家废弃物处置公司表示可为这些公司省下一大笔钱，因为他们收费低廉，例如1 磅只收200美元而非正常的3 000美元。对污染生产者而言这可是天大的划算，于是二话不说纷纷投入。这家合格的废弃物处置公司接着把废弃物和油混合，稀释至低浓度，再洒在纽约州北部与一些新英格兰州的乡间小路；也加进焦油用以铺路；有时候甚至与汽油混合再卖给加油站。一直到沿着所谓“控尘”公路的几家人家生了重病，才东窗事发，然后“60分钟”节目的揭发终止了这伎俩中最明显的部分。

　　废弃物究竟归于何处？

　　1997年华盛顿州的一个小市镇市长，对有些饲以当地谷物的家畜患病一事展开调查，结果令她震惊。

　　事实是，美国法律并未限制肥料不可含有毒废弃物或放射性物质，所以，例如俄克拉何马州的铀处理工厂，以宣称其低放射性核子废料为肥料（其的确含有对植物有利的成分）并洒在农场上来摆脱这些废料。在华盛顿特区，有公司接收炼钢厂的有毒废弃物，再卖给农夫做肥料，也有含铅的纸浆厂废弃物被农夫洒在其作物上。这些仅是冰山一角：这种行为是合法的。

　　联邦政府面对此市长的愤怒，有二重反应。第一，由于数年前“苹果农药惊慌事件”，农药工业的游说团成功地在13个州促使通过一项法案，报道会使民众担心食物安全的新闻成为违法。在此状况下，有些报纸甚至没有刊出这有毒肥料之事。第二，西雅图时报发现政府当局鼓励有毒废弃物以肥料贩售，因为这不但为业界省钱，也有助于昂贵的掩埋场减缓填满速度。

　　政府站在哪一边？嗯，当西雅图时报记者询问，为何政府容许有毒废弃物混在肥料中散布全国，农业部的鲁弗斯·钱尼说：“施以不必要而耗费甚大的限制，是不负责任的。”

　　根据一核子废料贮存场发言人的说明，美国能源部（掌管原子弹和弹头的生产）有个新资源。他在1997年7月19日的《科学新闻》中说：“我们有全美最大的锶90存货，我们的钇90是最纯的，从锶90中提炼钇90的方法是我们的专利。”他透露核子弹生产中最常见的废弃物之一，钇90，目前正在试验其治癌的效果。

　　使用核子废料为药物当然有问题，不过政府对回收制造炸弹的放射性废料，以注入那些因食用有毒废弃物污染的食物而致癌的人体，有着高度期许。

　　看见这种情形无法不沮丧和震惊，但不感讶异。

　　与60亿人竞争稀少资源的同时，遍布“每个人都这么做，每个人都有罪，我们不做，别人会做，反正仍然合法”的观念。这是生存的哲学。甭管我们的子孙，现在能拿多少就拿多少。这不正是我们的文化？从恺撒劫掠凯尔特人，到皮萨罗Pizarro抢劫印加帝国，到哥伦布奴役泰诺族，再到烟草公司使第三世界的儿童上瘾，都是同样的心态：控制别人的生活以为己用。

　　这种由贪婪诱发的精神病所创造、具传染力、极度致命，并被那些以扭曲宗教和文化来辩护其支配、征服和偷窃行为者所合理化的心态，就是杀害地球和其居民的刽子手。

　　不是人类直接杀害地球，而是人类目前主导着的“故事”之间接结果。这些故事，从我们幼年开始就伴随我们，成为我们看待别人、生物、观念等所有事物的滤镜，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也是若不尽快改变，便会毁灭我们的杀手。

现在的故事：我们是分离的

　　石油将用尽，几种重要的矿产将于20年内耗竭，子孙的未来将有经济大灾难，这些事实对那些主导地球的掠夺，将地球资源与原住民族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上的人而言，非常清楚，而他们用来辩护行为的文化故事有两类：

　　◆先下手为强，取得你的份

　　这故事从年轻文化历史一开始就存在。

　　这是1820年到1900年之间，从原住民手中盗走美国西部的原动力。

　　1980年代，它再度成为联邦政府政策的原动力，因此导致财富大规模的合并，以及疯狂的赤字支出后之财库破产。这事实可见于畅销书《美国：出了什么毛病》（America：What Went Wrong）。

　　这个故事直到今天已形成典型的年轻文化的心态，并应用在商界、政府和个人生活里。

　　◆反正世界就要完了，现在尽量攫取吧。

　　里根总统任内被问到，如《圣经》所描述的哈米吉多顿战役之世界末日是否可能发生？他坦白地说：不仅认为可能，而且相信会在他的一生中发生。

　　这种凡事都只是短暂的心态和故事，成为掠夺地球的理由，反正不久的一天，将从天上降下大火，毁灭全世界，而“好人”则会瞬间被提上天堂。

　　请注意这些是非常与世隔绝的故事，奉行这个故事的人与其他人隔绝（他们视他人为可乘之机或竞争对手），与自然隔绝（他们视自然为可用以增加财富的资源），或与生命本身隔绝（他们视生命仅为一场充满赢者和输者的赌局：一种是那些富有或上天堂的人，另一种是那些失败的人）。

　　曾担任里根政府财政部长的詹姆斯·（James Watt）也许是这“我取得我的份”之故事的最佳例证，他致力推动使采矿和伐木业能以低成本取得联邦土地上的矿产与木材，因为他说“耶稣将回来，那时将如《启示录》所言，万物将更新”。

　　里根、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和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也是“反正世界就要完了，现在尽量攫取吧”故事的坚强拥护者。

　　1983年里根告诉一位以色列的游说者：“我翻阅《旧约》的《先知书》和有关预言哈米吉多顿战役的征兆，不禁怀疑，我们是否就是看见世界末日的一代，不知道你最近是否注意到这些预言，但相信我，这些描述与我们的世代非常吻合。”

　　1984年8月，当时为加州州长的里根告诉州代表：“每件事都恰如其分，时候快到了……以西结说，火与硫磺将如雨下攻击神子民的敌人，这必然是指核子武器。”

　　另一位手指按在核子武器扳机上的国防部长温伯格，更明白点名巴勒斯坦北部的美吉多山丘，就是最后摧毁世界的大火发生地。

　　这些“世界末日快了”的故事，就连在非基督徒中也相当普遍：当美国记者问到前苏联总理赫鲁晓夫，是否相信来自另一世界的太空船曾到过地球，他答道那根本不可能，因为能建造太空船的文化，必然也已发展出先进的战争武器摧毁了自己。

　　哈米吉多顿战役是否将近并非重点，无论如何，我们更迫在眉睫的危机乃来自于人，4 000多年来那些行事为人就好像世界就快完了一般的人。这种能拿多少就拿多少的心态，已使我们的星球肝肠寸断。

　　我们需要不同的故事。

我们对“原始”人的观点

　　想到法国人时，我们会把他们想成过着快乐生活的人，而且在我们心中有鲜明的彩色影像，如葡萄园和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的图像。这些图像可能伴随着声音的想像，说着法语、高尚的交谈等，很可能还加上感受（如好奇、熟悉）、味觉和嗅觉（如法国食物和酒）。

　　但当生为西方文明一分子的我们，试着想像如卡雅波（KayaPo）的原始民族，脑中的图像常缺乏颜色、声音、味觉和嗅觉。因为我们知之甚少，或因为我们一生中所学到、读到、听到和看到有关原始民族的故事，通常是一群萎靡、矮小、营养不良的人，有着一口黑牙，半裸着蹲踞着，在丛林中觅食，在险恶的环境中过着亡命的生活。我们所想像的声音，也都是无意义的乱语，当然不会有高尚的、具意义的、有智慧的谈话；而嗅觉和味觉更是付之阙如。

　　我们可能对我们文明起源以前的民族也有类似的印象，或甚至毫无印象。当我们想到“穴居人”或“石器时代民族”，我们会想成卡通人物，几乎是无生命的非人类，当然没有语言、文化、文明、烹饪、家庭、社会或经济。

　　我们的印象是如此灰暗和扭曲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并未把这些“其他民族”当作完全的人类，我们称7 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兴起前的时间为“史前”，就好像那段时间没有自己的历史。那段时间不真实，只能算是地球生命的一个注脚，如果真有任何意义，也只是为我们的来临布置舞台。

　　然而卡雅波和数百个其他原住民族，都能证实我们文化和宗教的神话之虚谎。

　　数千年前，可能还早于苏美尔“文明”的兴起，卡雅波的文化就已广布于巴西。上千岁骸骨的发现，显示他们（和多数原始民族）的健康和生活品质的优越，有较少的退化性疾病，高壮和长寿。他们有沿用至今的复杂口语，有古老的口述历史、传统和宗教，数千部落遍布巴西，每个部落约4 0O0人。这些市镇建筑在巨大的土墩上，用以防范季节性洪水，并制造可供灌溉和商业活动的水道。他们有家庭、婚姻并爱护儿童，有信仰，而且，很可庆的不知何谓战争。（部落间的冲突固然存在，但绝非以消灭其他族群为目的，在我们文化中实行7000年之久的种族屠杀的观念，完全不存在于其间。）

　　卡雅波等部落民族在世界各地，以确保自己和子子孙孙的生存和生活品质之永续的方式，取用地球的新鲜阳光、养分，住处和衣服，有数十万年之久。

　　然后皮萨罗来了，不到100年死去85％以上的南美原住民，多数死于西班牙人从欧洲带来的疾病（流行性感冒、麻疹、天花、瘟疫等）。剩下的卡雅波人逃进巴西雨林最深入的地区，继续进行着温和的农业活动达400年。

　　然而于20世纪初，又来了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雨林的树木，尤其是桃花心木，由于罕见及美丽，受到我们文化的珍视；而且森林铲平后，这受伤之地刚好用来牧牛。

　　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用雇佣兵消灭卡雅波和其他雨林部落，带回来双耳或头皮就给予奖金，正如1800年代，美国政府悬赏割取印第安人耳朵和头皮一样。这种行为最近刚被明令禁止（虽然在巴西和很多其他国家，仍有许多伐木者和农场经营者并未停止杀戮）。

　　这项禁令其实主要因为他们发现，卡雅波人可以另种方式加以剥削。由于卡雅波的土地蕴含珍贵木材与矿物，一些公司已和一部分卡雅波人达成商业上的协议。

　　金钱的引进对卡雅波人有很多副作用，他们被年轻文化有关应如何生活的观念所“感染”，结果一些部落放弃传统的农业方式而从事“砍烧农业”生产值钱的作物。和之前的其他原住民一样，现在他们已在“进步”的旗帜下投降，许多人为企业的农场和工厂工作，被剥削者成为剥削者，卡雅波文化正在快速瓦解，雨林亦然。

我们的文化成长与癌症有相似之处

　　最近我们在讨论此事之时，一位朋友提及盖亚（Gaia）理论，这理论认为地球是一个生物体，而我们只是其庞大身躯内的一个细胞。

　　许多人——特别是为矿物燃料工业辩护的人——将此理论做更进一步解释，他们说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根据这定义，任何我们所做的事一定都是“自然”的，毕竟我们就是自然。这种扭曲的逻辑是“上帝所命”这种理论的现代版。

　　让我们以医学为比喻来看看这说法。身体中的细胞不断地出生、成长和死亡。由于暴露在宇宙射线、有毒食物、代谢副产物和其他千百种自然和非自然的过程下，导致每天上百万细胞的各种突变，沿着突变的DNA链失去或得到不同的氨基酸。多数突变的细胞直接死亡。它们新的DNA密码无法存活。但偶尔有一个细胞遗传密码之改变，会使控制生殖过程的开关被打开，并且再也关不掉。细胞开始一再地分裂，即繁殖，指数成长为一团细胞组织，其需要的养分也不断增加。它会将血管改道至其内，而且在恣意成长下，消耗掉空间和附近器宫的组织；它接管一切，成为我们所谓的癌症。

　　你可以辩说癌症是自然的。无疑的，有些癌症是从某些曾经有用的生物过程产生来的，而且显然有些基因让人或多或少易于生癌。

　　但大部分癌症并不是人类生命正常过程的一部分，而是某些事物攻击及伤害人体，以完全不自然的方式改变身体功能的结果。

　　将此比喻延伸到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几百万年来的人属及几十万年来的智人，和地球上其他生物共同存在。我们的存在是非常醒目的：在我们从一大陆移至另一大陆时，我们将成打计的大型陆上哺乳动物灭种；而且我们所至之处，自然景观都会被改变。但我们从未威胁到细致的生态网、地球的健康。

　　我们的行为完全是地区性的，例如，在公元前3000年居于伦敦的德鲁伊特人之所作所为，不会影响到地球另一端住在南美安第斯山脉的人类生活。

　　甚至，在调整环境使其更适合人类居住（放牧、种植作物、盖遮蔽处）的同时，这些地区性的行动一般也不会对邻近地区造成负面影响，土壤仍旧充满生命力，森林健康且强壮地矗立着，动物、植物和鱼类亦丰富蓬勃地生长。

　　那时，男人和女人轻轻地走在地球上。

　　几年前，我参加一个英格兰及苏格兰的解说团，他们带我们一家人去参观伦敦郊外奇斯里赫斯特附近的洞穴。这在二次世界大战被当作防空洞的洞穴，其中一大部分是德鲁伊特人几千年前从软岩石中挖凿出来的，有一个区域被认为是用来进行宗教仪式，因为壁上挖了一个祭坛，且具非凡的传音性，唱诗或唱歌都被回音扩大成超俗空灵的效果。

　　在祭坛上有一个大约为今日搅拌碗大小的凹陷处，连着一个延伸至祭坛边缘的细沟。在经历从罗马征服时起到几百年前对妇女的肆意虐待及压迫之后，最近在这地点上方有一幅画描写几个妇女被绑在木笼里，悬吊在碗的上方被烧死的景象。一旁的说明海报这么写着：“人祭！德鲁伊特的宗教仪式”。（恺撒在公元前五十四年企图征服不列颠群岛之后，记载德鲁伊特献人祭，将战俘装在很大的柳条笼中烧死。虽然这份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德鲁伊特从罗马人学来的习惯，或是恺撒用来替自已残忍地扩充王国及杀害任何阻挡的种族或国家的辩护方法之一。）

　　无人确知德鲁伊特用这区域作什么，但我们知道他们被罗马人、盎格鲁一撒克逊人及后续的入侵者消灭，这些入侵者现在成为英国的主要人口。我们的女主人，看着祭坛区域，指出德鲁伊特人很可能将地球当成是一个女性及力量赋予者加以崇拜。他们的文化遗迹显示“大地之母”对他们是神圣的，女人似乎被高度尊敬，这在其他“原始”文化中相当普遍。例如。月经可能被德鲁伊特人当成每个月繁殖、生命及自然的循环，是值得庆祝和尊敬的事；而不像男性统治文化发现女人在月经期间是较无用的，认定月事是可憎和肮脏的。

　　看着祭坛中的碗，女主人指着它说：“我敢打赌，女人是蹲在碗的上方将经血排入其中，以作为宗教仪式祝福之物用，也许最高女祭师的经血，是她为部落所能做的最神圣献礼。这是为什么女人受到某种程度的尊敬，而让入侵的异族人认为是崇拜。”

　　这完全有可能。埃斯勒（Riane Eisler）和其他学者及人类学家指出，历史上极多崇拜女性或由妇女领导的文化和社会——有些比我们的西方文明还要长几千年——一直设法与邻居和平共存，直到被年轻文化的入侵者毁灭为止。

　　因此，回到人体细胞及人类是地球自然一部分的比喻，历史上，人属曾经是自然的一部分，其对环境的影响，和其他猎食者和清除者，从老虎到白蚁，所不可避免造成的一样。

年轻文化的冲击使人面临的选择有限

　　但于7 000年前，一种癌细胞开始蔓延。它其实是一种具传染性的文明，一种甚至现在当儿童遵行我们这年轻文化的故事与传统时，仍不断成长的癌细胞。

　　例如，我记得小学六年级时的一位同学丹尼斯。他是操场上、公园里和上学途中绝对的大王，他向同学强索午餐费，为展示体力而任意打人，更对胆敢挑战他的人，施以无情的拳脚。他可以说是年轻文化支配者在那小小的次文化中的具体象征。我们知道他是从父亲那里学来这种行为，因为他说，他父亲常以皮带鞭打他以为惩罚或取乐。

　　上学途中必须经过他家的我们，有三种选择；尽量躲避他、就让他打或者携带武器或去学柔道。最后一个选择对六年级学生来说，可行性不高，所以我们只好尽量闪避，但我仍然多次在大庭广众下得到屈辱的黑眼圈。

　　那些选择，基本上正是当健康的文化遭遇到暴力的支配性文化时，所有的选择。北美原住民起初试着与欧洲来的年轻文化的访客沟通、交友；等到发觉这些访客其实是盗取其土地与动物、杀害其百姓的窃贼、杀人犯和强暴犯，一些原住民便起而反抗。如此一来，他们便必须“效法船坚炮利”，采用与入侵者相同的手段，于是一些人就“感染”了支配者与侵略者的精神病，变成游牧武士和猎人者。

　　当两种文化一起生活并相互贸易数年后，若一方受到年轻文化世界观的感染，另一方所有的选择就是逃跑、死亡或为奴，或者也采用年轻文化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年轻文化会如此具有传染力的原因之一。

　　不过，仍然有一些古老文化的薪传者，可能在其知识、世界观和历史中，握有我们生存于下一个千年的凭借。

改变故事

　　我们仍可能改变我们对自我诉说的故事，我们仍有希望。这希望可从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几乎都有的渴望看出来。

　　我们在“返回自然”的风潮中、耕作方式的改善中、生态露营/远足的广受欢迎中，甚至在打猎和钓鱼的“运动”舞台上，看见人们对与世界重拾联结的渴望。这联结的需求，源于百万年来我们在此环境中的生活，早已深植于我们的脑中。我们可以这基本需求为杠杆，改变人们所告诉自己有关世界的故事。

　　文化并非关于何为绝对或真实，而是关于一群人同意相信什么。文化可以是健康的或有毒的，滋养的或是残忍的。文化是由故事所构成的，而下一章即将讨论到，这些故事可以改变。在改变我们文化的故事中，可以为书中一开始到现在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找到解决之道。

　　我们对老祖宗的记忆有如死灰，不再记得200代前相传的故事，那段时间似乎也不存在于多数的史书中。在被称为“史前”的真空里，我们几乎丧失了未来存活之钥。

　　我们怎么遗忘的？其他文明是否有类似的遗忘？要如何唤醒对远祖古老的记忆？

　　美国的学校教导学生，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意指那个时候欧洲人发现了美洲。

　　然而，北美与南美洲之发现远早于此，当然有史料详载的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cson）和其他挪威人的探险队，以及有些学者估计，凯尔特人到达新英格兰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0年至54年，大约是在恺撒和罗马帝国首次入侵不列颠群岛，展开杀戮、奴役，与驱逐凯尔特人和其教士德鲁伊特人同时。

　　但甚至上述两千年前的登陆也不是人类第一次进驻美洲：那至少发生于1万年前，甚至4万年前。

　　现今许多古人类学家的想法是有三波横越白令海峡的迁移，l万年前的白令海峡是座陆桥。最早的一波迁徙显然发生在35000至40000年前，现在自称伊努伊特人（Inuit）的种族于此时定居北极，他们过去被欧洲人称为爱斯基摩人。第二波迁徒，可能在25000到15000年前把人们带到远在南边的阿根廷，产生南美的人口（这点仍有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些人在那时是搭船横越太平洋）。第三波迁徙大约发生在1万年前，造成北美的拓殖。

　　当哥伦布于1492年登陆伊斯帕尼奥拉岛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大帝国（泛指欧洲国家，特别指西班牙。）的代表，去拜访另一个大帝国（印度）。事实上，那时就欧洲人所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是中国的明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他们控制一半以上他们之间的已知世界，并且控制亚洲和大部分欧洲的贸易和资源；因此关于哥伦布旅行的故事之一，便是说他去寻找一条不须经过土耳其控制的水域，或明朝控制的陆地，而能通往印度的贸易路线。如果他们能发现这样的路线，西班牙就可以避免支付通行费和税金给这两个大国，而大为增加贸易获利。（一种哥伦布时代的人认为世界是平的说法，乃为虚构：在当时学术界或航海圈，世界是圆的乃是几百年前就知道的常识。）另一种猜测是哥伦布其实是在寻找美洲——更明确地说，是寻找可以从美洲取走的黄金和奴隶——因为他出发之前，已有许多发现“西方那遥远而肥沃的土地”的报道，包括1460年葡萄牙人的探险，1375年至1491年间巴斯克人之旅，及1481年自英国布里斯托尔港出发至1491年回国，曾远至纽芬兰海岸之旅。并没有传说中的皇后必须典当珠宝，以资助哥伦布的装备。

　　无论原因为何，后来哥伦布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的发现，其获利乃是印度之免税贸易所无法比拟的：奴隶和黄金。哥伦布回国时变成惊人的富有。

　　这导致西班牙和葡萄牙寻找黄金和奴隶的狂热。30年内，至1520年，西班牙沿着墨西哥海岸登陆了许多军队，从土著那儿取走上万磅的黄金。

　　大约在那个时候，一位西班牙的征服者听到谣传，在南端很远处有一个大帝国，建筑物覆盖着黄金，人们的富有超乎想像，于是，1532年皮萨罗率领26O个佣兵抵达秘鲁海岸。①他带着62名骑兵和198名步兵登陆，登上安第斯山脉，前进至印加的卡哈马卡城，并求见印加帝国皇帝。印加皇帝来到卡哈马卡城，以为只是与访客和平的会面，但皮萨罗却挟持他和随从以要求赎金，数星期之后获得了两个房间多的银子和一个房间多的金子。（以今日金块和银条的价格而言，超过6 000万美元。）

　　这赎金让皮萨罗相信有关印加的故事有一定的真实性，因此绞死皇帝和他的副官，埋了他们的尸体，开始进军至库斯科，印加帝国山顶的首都。

　　他们见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首都，一个未知于其他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世界，却拥有比中国明朝或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更多的人口，并且远大于西班牙。

　　印加帝国统治今日的秘鲁、阿根廷、智利、哥伦比亚、玻利维亚及厄瓜多尔，除了今日巴西的丛林和雨林，几乎涵盖所有的南美洲。印加人修筑一个道路网，包括长达4万公里以上适用各种气候的高速公路和道路，以轻易地在他们广大帝国里运输来往，这种道路网一直到汽车发明后才在世界其他地方出现。他们的帝国下辖8O个省份，并且像罗马人一样，他们对统治的不同人种推行一种混合语言——Runa Simi为官方语言。

　　库斯科真的填满黄金。有巨型的广场、灿烂的喷泉、巍峨的行政和管理建筑物及庄严的神殿。黄金到处闪烁——居民戴的金饰、神殿和皇宫内外的整面金墙。而印加神的黄金雕像，特别是印提（Inti）——太阳的黄金神，更充斥整个城市和建筑物。

　　就像罗马帝国和其后之欧洲各帝国，印加帝国由知名的家族统治，这个家族人数少于4万人，却组成帝国中惟一的“印加人”——其他人都是农奴或仆人或村民。印加皇室家族约与欧洲皇室家族同时出现——介于公元600年到1000年间——而且亦如欧洲贵族，他们在公元1500年扩张并巩固其统治。

　　西班牙人认为，皮萨罗之所以有机会宣读他有名的公告，仅以260人便征服世上最大的帝国，并运回西班牙几百吨的黄金，仍是由于上天保佑。这是他们“上帝所命”的版本。

　　事实上，皮萨罗之能如此轻易征服印加帝国，是因为当他抵达库斯科时，有60％甚或90％以上的印加人已经死亡。

　　1520年西班牙征服者将天花传入墨西哥，造成瘟疫——土著对欧洲的疾病没有任何免疫力——像一把野火一般横扫整个中南美的原住民。至1524年，天花几乎已经灭亡巴拿马全人口，而一跃过巴拿马地峡就快速传遍南美，一路杀尽。②

　　1525年，最后一个印加皇帝Wayna CaPac和他的儿子、继承者及其他大部分家庭成员均死于天花。权力真空及社会、人口的大崩溃，致使皮萨罗在7年后来到这里时，对抗他的，只剩这一度强大的文明所留下的弱马残兵。

　　印加人留下许多黄金，尤其埋藏在他们多世代、精致的地下墓穴里。西班牙政府占领南美印加土地就是为了开矿。到了1537年，淘金潮随着上万西班牙人的来到而如火如荼地展开，而且西班牙国王在莫芝谷成立一个正式的炼金厂。这不是从矿石里提炼黄金（印加人已经如此做了几乎1000年），而是熔解几十万件从昌昌城壮丽坟墓里、辉煌太阳神殿中掠夺而来的黄金物品。他们把这些无价的艺术品熔解成金块，以利船运回西班牙，而国王的人监督整个运作、抽取20％的税。直到今日，寻找印加艺术品是住在南美前印加土地上穷人主要的地下工业（虽然不合法）。

“大遗忘”

　　澳大利亚人杰夫·佩奇（Geoff Page）及艺术家贝文·海沃德（Bevan Hayward）（他的原住民名字为 Pooaraar）出了一本漂亮的书，内有照片、诗及故事，书名叫《大遗忘》。此书名是澳洲原住民长久以来的一种用词，用以悲伤地形容由于200年来被迫与白澳文化同化，而发生在他们文化上的情形。最近，作家丹尼尔·奎因（Daniel Quinn）在《以实玛利》（Ishmael）及《B的故事》（The story of B）两本书中，使用这个语词，形容征服者和同化者的文化破坏并遗忘自己和被同化者的文化起源之现象。

　　今天一般南美人民，无论祖系，均对皮萨罗来到以前人们的文化和生活，不感兴趣，甚至不知道。印加人时代逐渐被遗忘；部分“史前”的事甚至不存在于秘鲁的历史课里，反而寄放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幽晦领域里。

　　印加人被征服，多数人死于天花或后来入侵者的剑下，他们的黄金和其他珍品都被拿走，然后他们被遗忘。

　　但那不是第一个大遗忘。

　　西班牙杀戮下幸存的印加人在1530年被询问时，他们说印加是南美第一个兴起的文明，太阳神印提将第一个印加男人和女人放在南美洲而后产生一个国家。他们知道族谱，知道谁是谁的儿子，可以一直回溯至最早的男人和女人。

　　虽然那是1530年一般印加人所相信的历史，但并不是该区的真实历史。例如，在秘鲁北部的高地，印加大概从公元800年到1500年掌权。

　　但从公元400年到800年，该区域是在玛卡霍玛瓜人的控制之下。

　　在他们之前，大约公元10年，雷夸伊帝国统治这个地区。雷夸伊帝国之前则分别有查文、科托什、华卡娄玛和加尔加达帝国。加尔加达帝国约于公元前2000年兴起。在加尔加达以前，还有公元前8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的劳理科查人，和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8000年的吉他瑞若人。

　　他们全都被印加人忘记了，就像大部分现代秘鲁人忘记印加人一样。

　　甚至印加人在1500年前出现后，就有支配、高压及种族灭绝的文化。他们征服邻近种族并将其人民当作奴隶以建立帝国。他们的帝国是由一小群只占1％人口的上层阶级组成，他们控制了一半以上，甚或多达90％的国家财产。在这方面，他们和征服他们的西班牙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或是和现代的西方/欧洲/美国文化也没有不同，都是年轻的文化。

　　另一方面，有些逃过印加人猛烈攻击的古老文化的种族，仍存活至今。例如哥伦比亚的高基（Kogi）族仍视土壤、海洋、河川、森林和天空是有生命并神圣的，他们胆颤心惊地看着，1500年前印加人征服并统治各族与土地，也胆战心惊地看着，欧洲文化的后裔强暴地球。他们知道前有古人，知道地球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而且知道不论有无我们人类，地球都会继续下去。

记忆之美

　　我母亲对族谱很着迷。她追溯我们的祖先到詹姆斯·麦迪逊总统，以及10世纪的威尔士王子（在英国皇室征服威尔士并篡夺这个头衔之前）。我觉得自己与挪威有关，因为我的祖父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从挪威来到美国。当我读到母亲和其他家族成员发掘及整理而成的历史与家谱，我觉得有归属感、历史感和延续与扎根的感觉。我很好奇他们如何生活，他们做些什么，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如何经由我的DNA和世界而回响于今日。我尽力研究他们的目标和想法，而这种种强化或促使我去质疑自我的价值。

　　历史感是人类必须有的，对健康的文化而言非常关键，这是为什么我们将历史课定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历史对自尊亦相当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黑人要推广以非欧洲式的观点来了解非洲以及奴隶的历史。当然，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宗教或政治领袖都尝试改写历史，或在历史上刻上自己的地位（或两者皆尝试）。

　　但我们的历史观仍是特别的短视与狭隘。

　　以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基础的文化，都教导人——原始的希伯来族始于亚当和夏娃，和他们的儿子该隐与塞特。他们在大约5000年前被放在地球上。

　　《创世纪》的故事亦提及其他人类（“在挪得之地”），亚当和夏娃的儿子们与他们的女儿婚配并产下后代。但因为这些人是其他族的成员，所以只稍微被提及。

　　这故事的说法斩断我们对其他人类的记忆，那些生活于采集者，亚当及夏娃，或他们种地的儿子该隐，或牧羊的儿子亚伯，出生之前的人。一堵记忆的墙，阻隔了所有那时代之前的事。

　　统治的年轻文化，只有在其成员相信自己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从第一个男人和女人延续而来，并且是被宇宙造物王选中来管理其他的文化时（这个假设隐含在前面两个假设之中），实行最为成功。

　　这样的文化会为保存上述的假设奋战到死，并且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手段”，不论是杀人，或在其他会对此信念有质疑的人民和文化中制造健忘症。

　　当我第一次拜访一个美国原住民的部落，我很震惊，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竟是将所有信仰他们自己宗教的原住民囚禁起来，一直到20年前为止。他们不准表演某种舞蹈，举行流汗小屋的庆典，唱某些歌，或以某种方式祈祷。被捉到进行这些“异教徒”的宗教仪式的人，就下监与谋杀犯和小偷关在一起。③”到现在，如宗教仪式中，包括了吃具改变精神状态魔力的植物，仍须下狱。这些植物，天然生长在他们的土地上，而且在欧洲人插足此地以前，本为其千年之久的宗教仪式所固有。

　　同样的，研究在哥伦布到达以前原住民宗教和文化的人类学家，特别是在南美洲研究马雅人的学者，遇到许多的困难。天主教教会颁令原住民为“异教徒”，因此西班牙人展开彻底的“搜寻与破坏”使命，找出所有艺术、纪录、庙宇、图腾或其他任何可使马雅人和其他民族记得他们过去并延续他们文化之事物。他们的语言被禁止，他们的宗教被谴责，凡说其语言信其宗教者则被处死。（当恺撒征服欧洲并毁灭许多种族时，他也做过相同的事。）

　　在美国，西班牙人没有机会做得像在中南美洲那么彻底，当我们的军人和移民在1800年代开始往西部迁移时，许多原住民部落仍保持完整。当灭绝美国原住民的计划不成（或被阻止），我们便厉行几世纪使他们失忆、失去自我认同的法令。这些计划有许多是由天主教教会主导的。至今教会仍在许多印第安保留区办学校和执行其他的计划。“当然，这并不只发生在美国。例如，在澳洲，一直到十年前，政府才停止将原住民儿童强迫带离父母，安置于白人养父母家，好让他们忘记原住民文化的策略。

　　由于统治文化这种教育平民的方式，现在一般民众几乎不知道这些事情。而所盛行的观念是：原始人就是……呃……原始的。甚至这个几百年来我们祖先使用在北美原住民身上的字眼，公开地意涵低下、饥饿、一组粗鲁的半功能社会技巧，简单幼稚的技术，以及可笑又天真的宗教。20世纪美国文化中最有名的美国原住民是小说人物Tonto，《孤寂的巡逻员》中英雄牛仔的伙伴。“Tonto”在奇里卡华人的阿帕切语中意谓“慢”。

　　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一支独立美国原住民部队获准为同盟国参战，并被授予高阶勋章后，美国人在遇到仍旧过着古老文化生活方式的原住民时，才开始经历尊敬、罪恶感，甚至敬畏的感觉。

　　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人类学的文献或访问部落人民，你会知道，人类经验的深度，在“原始”和“现代”人之间没有什么不同。两者皆有相同范围的情绪和表现，两者都有以标准和行为规范界定清楚的文化，两者皆有意义深远的仪式和宗教。主要的不同，在于“原始”人一般有较多的休闲生活，穷人较少，几乎没有犯罪（那些没有采行“白人的方式”的部落，当然没有警察或监狱），比较多样且健康的饮食，比较少退化的疾病，心理比较健康，和保有合作（而非竞争）、相互尊重（而非支配）、对资源之长期及可再生的关怀（而非为了近利剥削资源），及平等（人与人之间、不同性别之间和人类与自然之间，而非权力）为主要价值观的文化。

　　人类学家马克·内森·科恩（Mark Nathan Cohen）在他《健康和文明的兴起》（Health and the Rise of Civilization）一书中，指出对过去3万年的人类化石记录的研究发现，只有从大约 100年前开始，农业种族的寿命才比狩猎／采集者及畜牧者长。

　　事实上，记录非常清楚：3万年前，成人男性的平均身高是5英尺11英寸，而女性是5英尺6英寸。农业社区的男人．从1万年到200年前，平均只有5英尺6英寸，而女人则缩到只有5英尺高。

　　3万年前，成人死亡时平均只减少了2．2颗牙齿，到了8 000年前的农业社会，变成减少 3．2颗牙齿，而到罗马时期，牙齿的衰退愈加厉害，一般人死亡时少了6．6颗牙。

　　这并不是因为人类越活越长：事实上，上旧石器时代的男性平均寿命33．3年，美国的衣业社会一直到1900年才赶上，当时其平均寿命也只有32．5年（从那时起，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展磺胺类药剂，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发展青霉素，主要是抗生素造成第一世界人类寿命的陡增）。一般而言，畜牧者和狩猎者/采集者吃得比农业者健康，饮食较多样，有较多适度的运动，而且过着与环境和邻居和谐相处且压力较少的生活。

　　就如福布斯指出的，我们称做“原始的”和“未开化的”人类所过的生活如此成功，甚至不需要警察和监狱，真的是很大的讽刺。从阅读他的观察后，我注意到可以用一种准确的方式来分辨社会资产的分配有多么不公平：财富越集中及社会统治者越为暴力，社会就有越多的监狱。

我们一定要记得的事：“古老文化”的观点

　　与我们之“独立于万物之上并生而统治万物”的故事不同，古老文化对人类在造物次序中的立足点有不同的观念：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与其他动物一样是用血肉造成的。我们吃相同的植物，我们与地球上每一个其他的生命形式分享相同的空气、水、土壤和食物。我们出生的方式和其他哺乳类相同；而当我们死亡时，我们也和他们一样，变成土地的一部分而滋养未来的世代。

　　◆与其他造物合作是我们的宿命。每一个生命形式在庞大的生态系统中有其特殊的目的，而都应该被尊重。每一个动物和植物有其特有的智慧和灵魂。我们可以和万物竞争，但不能任意地毁灭他们。所有的生命绝对和人类的生命一样神圣。⑤虽然为了食物而狩猎和杀生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但当我们做这些事时一定要心存尊敬和感谢。

　　古老文化通常是合作者而非支配者。

　　有些人类文化并不参与破坏世界的行列。他们证明了破坏和支配并不是人类天性不可避免的部分。

　　在年轻文化于7 000年前出现之前，人类学的记录显示，没有一个文化相信自己与自然分离且优于自然。我们发现这些古老文化残留于世界各地的部落民族，如圣族（San）、高基（Kogi）、乌干达的依克（IK）族、纳瓦霍人（Navaljo）、霍皮人（Hopi）、克里人（Cree）及奥吉布瓦人（Ojibwa）——与周遭的人与环境和谐相处，并视所有生命为神圣，其中圣族甚至都不能算是“石器时代”的人，因为他们从未使用石头器具，只有用木头作的工具；然而他们在亚里士多德之前一万年前（也许是十万年前），成功地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过活。他们是非常优秀的资源管理专家，因此留下很少遗迹。

　　他们的生活是永续的，并且与我们文化的故事相反，通常过得快乐而舒适。

　　当我们像几千年前一样地生活，我们便可享受从生到死的保障。部落照顾自己、彼此关心。如果任何人有食物，每一个人就都有食物；如果任何人有生病的小孩或残废的父母，每一个人就都有生病的小孩或残废的父母。这种社会的财富是以平安来衡量。如金钱的交易媒介物是不需要的，亦不可能存在有积聚食物或其他物品的想法，因为每一个人为所有人负责。我们古老的祖先过着自然界所有其他合作社会所过的生活方式，如狼、黑猩猩或草原犬鼠等：他们守望相助。

　　我们的祖先——就如你我的人，在所有大陆上的所有种族——在世界各地这样的生活，长达4万年至 20万年之久，看你相信哪一个人的考古学。

　　然后传统文化突然爆发了改变。在某些地区，人类离开打猎及采集的生活方式，开始尝试农业。这创造出更有效的食物生产，人口因此增加，某些人并因而得以贮藏食物：也就是“财富”的开始。（今天我们试图用金钱买到从生到死一生的保障，而那是我们部落祖先一出生便享有的，但我们只有非常非常少的人可以达到。）

　　然后一小群农人开始实验高压或强迫式传播福音的新文化观念，试图以前所未见的方式将其他人带入他们的文化之中。而且他们的神告诉他们，若有人不接受教化，就应毁灭之。在地球数以万计的部落中他们数量很小（大概不到一打），而这微小数量的部落却着手消灭、取代成千个过着永续、和平及与自然相连的生活的部落。他们离开伊甸园，开始建立统治的城邦，然后兴起帝国。

阶级差异及权力结构的诞生

　　他们是第一批受Wetiko，也就是我们年轻文化的起源所感染的人。因此，他们更有效率地增加他们自己的人⑥。他们掌握了更多的阳光。（我用“感染”一词是因为年轻文化有传染性；受年轻文化攻击的人选择有限，而那些生存下来的，多半成为年轻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这是有代价的。当圣族、高基、依克族和其他原住民也许每天只须花少于2—4小时，来采集食物和照料生活所需（到现在仍然如此），在年轻文化社会里，这种平衡却完全偏移，一般人为了生存必须工作更长及更努力；不过，那些文化中的统治者，却可以活得更奢侈并且工作越做越少。

　　因此为了那每天只工作一二小时的人，另一个人就必须每天工作4或8或10个小时或更多。如果没有开发大量的资源，或从别人那儿偷东西，为了一个人有十倍的财富，其他十个人只能有其十分之一的财富。社会和经济的阶级于是诞生，接着产生第一个政府以限制、决定和控制社会经济结构，并且帮助富人维持和增加其财富。

　　不论他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些政府——大部分是早期的王国——将年轻文化的价值灌输给所有市民，不管是富人或穷人。此时的权力经纪人将其百姓的意识“程序化”，就如今天我们的政府、教育机构及媒体所做的一样。

这是如何发生的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第一次Wetiko文化错乱，但合理的推测，很可能是发生在食物资源周期性充足的地方。举例来说，分布于美洲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温哥华岛附近的特林基特人及卫达原住民部落，早在欧洲人到达以前显然就有热闹的贸易商业和蓄奴的行为。据人类学者的研究（他们仍可能受到西方偏见的影响）当地奴隶人口的比例一般为7%到15％，最高可能达到25％。为什么呢？有些人类学者推论，因为这个区域每年聚集两次鲑鱼，产生非常丰富但短暂的食物资源，因此这些部落发展出贮存鲑鱼（风干或盐渍）的方式来平衡一年的食物供给。这种食物平衡的方式亦能提供一整年更多的食物，如此一来当地可以喂养更多人口。事实上，这些区域一般部落单位多达几百人，而住在较内陆的狩猎／采集者的部落单位很少超过50到100人。很显然的，从人类在6万年前至4万年前首次抵达欧洲，一直到 1万年至5 000年前“文明”出现以前，相同的小部落形式广布于欧洲。我们现在仍可从欧洲仅存的原住民，即分布于瑞典北部的拉普兰人看到蛛丝马迹。

　　然而，除了喂养更多人，保存食物的能力也产生了另一种破坏文化的副作用：食物贮存造成首度的财富，那些擅长储存食物或偷窃存粮的人，变成拥有食物——财富的人。当食物短缺时，不论是个人或部落，都必须听命于有食物的人，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食粮。

　　储藏食物可能是人类离开自然的第一步。它造成人类和自然界的第一次分离，随之而来的，是以为自然可以被支配的自我毁灭的傲慢和信念，最后导致其他人也可以被征服或灭绝的想法。

文明的“奴隶”

　　公元1861年，马克·吐温坐火车和驿马车横越大部分的美国，并将他的旅程记录在《苦行记》中，发表于1871年。在驿马车的旅途中，*近大盐湖的地方，他遇见一群说肖肖尼语的哥休特人，当时被白人叫做“掘食土人”。马克·吐温认为他们是“我所看过的最不幸的人”，并写道“（他们）不事生产，没有村落，也不聚集在一起形成明确的部落社区——一块毯子搭在灌木上以挡掉部分的雪，就是他们惟一的遮蔽处；却居住在我们国家中最崎岖、最寒冷、最令人厌恶的荒地。布须曼人和我们的哥休特人，显然是从相同的大猩猩、袋鼠、挪威鼠，或任何达尔文学说可以追溯到的动物而来的。”

　　甚至到今天，许多没有研究肖肖尼人或其他打猎/采集民族的人，仍和马克·吐温有相同的看法。多年来书籍和电影暗示肖肖尼人的生活一定是无尽的悲惨，一天又一天为寻找食物而挣扎；即使像本杰明·富兰克林如此地位的人也说，肖肖尼人的文化和宗教几乎不及格。

　　然而，马克·吐温、富兰克林和许多现代人都错了。如果当代文明最高的目标，是从糊口和片瓦的需求中解放，使人拥有休闲时间，得以思考人生的奥秘，那么肖肖尼人已经到达成功的巅峰。

　　我们的文化教导我们，文明（城邦）是技术创新（如农业）的结果，可以让人有更多的自由时间。有了自由时间以后，人们才创造出艺术、文学及宗教，并且探险宇宙。“原始”文化没有这些、因为他们没有时间。

　　然而，其实这正代表两个我们最致命的迷思。

休闲时间

　　每一个对历史和现代文化的研究发现，一个文化越复杂及越有阶层性，身处其中的人越需要努力工作，而他们的生活也越忙乱。只要看看一般中层管理者一星期工作多少时数（大约60），又有多少家庭有两位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者，每星期贡献80小时来付贷款和养家。

　　在城邦中，“自由”的“休闲时间”只有极少数人才享受得到：即经济和政治的统治者。而且，由于统治阶级并没有从事生产，因此生产者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为他们制造食物。

　　肖肖尼人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平均每天需要2 000卡的食物热量。然而，因为他们是游牧民族，会随着食物来源迁徙，他们平均每天只花两小时去收集食物。当食物随着季节变迁而减少，他们就迁往他处。如果某种食物没有了，他们知道到哪里和如何去找到另一种。

　　多伦多大学的李理查教授发现一个有着类似结构的部落族群：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族，每星期用不到15个小时（大约每天两小时）来准备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其他的时间他们用来玩耍、说故事并创作音乐。国家科学基金会的约翰·耶伦，在另一个非洲狩猎/采集者的族群——霍屯督人中间也发现相同的情形。

文化的深度

　　与马克·吐温的推测相反，肖肖尼人有相当精致且富有意义的文化和宗教。大抵而言，他们未曾受过饥荒或瘟疫之苦。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舒服而快乐地生活了至少数千年之久，甚或有1万年，尽可能维持其所在沙漠及山区土地的清洁、纯净及生产力，并与邻居和谐相处。

　　当马克·吐温经过他们的土地时，肖肖尼人早已完成——有100O多年之久——另一个我们的领导者经常用以吸引我们的人类最高目标：根除战争；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没有“战争”这个词。

　　肖肖尼人在北美洲最荒凉的地区过着部落生活，人口密度大约从每50平方英里1个人到每100平方英里一个人。典型的部落单位是5到20人的单一家庭，他们以悠闲的步伐横越广大的区域。受到其他人（包括白人）攻击时，他们只是躲避。然而，被攻击的情形是非常罕见的，主要是因为肖肖尼人并没有聚集财物：除了他们可以带走的，他们没有腌制及贮存食物、矿物，或任何其他东西。在这方面他们并不穷：他们过得很舒适，家人关系亲密，食物也很充足。这可从一个肖肖尼人在其他人面前所能表现的最崇高行为看出：“给人他所有的”。慷慨，是肖肖尼人获得社会地位的方式，反之，白人却借聚集和控制过剩的食物及财物来取得社会地位。

　　白人称他们为挖掘者，是因为他们经常挖地寻找根茎和食物。白人认为这代表某种农业知识上的愚昧，但事实上肖肖尼人对地上和地下环境里的生命有很深且丰富的知识。他们使用一根神圣的挖掘棒来挖出食物，这根棒子在制造和运送的过程中均有一定的仪式和庆典。如果要移动一块石头，他们会使用另一根不同的棒子。当肖肖尼人眺望整个自然界，她看到的是一个充满可见和不可见生命的景观。这生命是她所熟知的，会呼唤她、跟她说话而且常常指引她。

　　肖肖尼人的文化充满仪式和规矩，引用他们的记事者，已故的彼得·法尔布（Peter Farb）的话：“每一项都复杂得像教廷和凡尔赛宫的规矩。”他们一生都必须意识到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精神，注意与其他人的互动是否合宜，记住对家庭和部落人民的责任及过去的互动，并知道神圣和亵渎的场所，以便他们拜访和避免。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包括结婚、出生、死亡和青春期都有一个特别复杂的仪式。

　　肖肖尼人的生活绝大部分是平等的。领导权是一种咨询的能力，而且是*能力来决定的。最好的猎人带领打猎，最有智慧和最有经验的巫医便是团队的医生，最好的食物采集者则带领寻找植物的行动。由于每个人的知识和经验会随着时间而有所改变，领导者也经常更换。领导权在他们看来是一种责任，而非“文明”人所认为的获得权力和财富的机会。它是很重的负担，所以相当被尊重，而且常常由几个人来分担。它不是大家所渴望或汲汲追求的地位，而是整个部落加诸于最有能力者的一种“负担”。肖肖尼人领导权的流动性，令第一次遇见他们的欧洲白人特别困惑和惊讶。

　　今日一个艾奥瓦州的玉米农夫，一天必须生产1200万卡路里的食物，而只有2 000卡的“生命能量”花在生存上（而且是因为有石油推动的技术，他们才能做到这点），一个肖肖尼人每天却只须生产4 000卡的食物；这都是因人类学家所谓的“文化日常开销”所造成的。一个社会花越多的能量在创造不能吃的“事物”上——像教堂、玩具或生活空间——生产者就必须努力生产更多的能量。相对于我们庞大的文化日常开销，肖肖尼人的就相当的适度：成人多生产的卡路里大都用在喂养小孩和老人。

　　这也是为什么肖肖尼人很少遭遇饥荒：他们没有巨大而摇摇欲坠的生产及储存的架构。当一地区的食物供给变得稀少时，他们就迁移至他处。

　　在这些方面，肖肖尼人（像其他小型的部落民族）丝毫没有任何形式的奴隶制度。没有人为另一个人“工作”或为另一个人所“拥有”，也没有人花时间去为直属家庭成员以外的人生产食物。他们每天贡献平均2至4个小时去寻找食物，剩下的时间就做—些休闲活动和庆典（这是全世界部落民族最典型的比例）。

现代奴隶

　　与部落民族比较，在我们现代社会中，很少有人说他们感到丝毫的“自由”：我们是现代的奴隶，被我们文化的“蓄奴者”把持着。他们使用一连串的事物，如银行房贷、汽车贷款、未付的信用卡账单，如果你有自己的房子还要付财产税，和许多其他形式巧妙或不巧妙的经济和文化压力，压榨你大部分的时间以为其所用。

　　因此，现代社会中，几乎每个人都会认识一些人使用镇静剂或酗酒。电视的耽溺已经严重到造成传统社会群体的瓦解，儿童迷失在痛苦和迷惑中，而且导致过去30年青少年自杀率的倍增。

　　身为奴隶时，不用言语形容，自己也知道这种情形。于是奴隶就会从逐渐加强的毒品、逐渐频繁的“娱乐”、精神错乱或暴力的行为上去寻找解脱。

　　我们必须开始教导孩子和人们，如何去寻找真实的历史，并鼓励他们去发掘真实的现在。惟有如此我们才能与过去重拾连结，开创更好的自我认同、集体的认同及集体的责任。

　　由我们是谁，及我们身处之世界地位的新认知来看，拯救世界所必须做的事，变得显而易见且有希望；若没有这种透彻的眼光，这些事将沉重繁复而不可行。

　　在探索这个领域中，我的结论是，古老文化的民族有很重要的教训可教给我们。事实上，那很可能足以拯救我们的世界……

　　注释：
　　①当西班牙征服者皮萨罗，于1514年第一次登陆美洲大陆时（如同其他西班牙征服者所做的，包括哥伦布登陆海地），对站在面前双手捧着食物和圣物等礼物，面带不解的土著，宣读以下准备好的文告：“我恳求你将教会当作夫人，并奉教皇的名，以国王为这块地的领主，恪遵他的命令。如果你不照做，我保证，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将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和你们争战，我将使你们接受教皇和教会的管束。而且我将带走你们的人民、妇女和小孩，使他们为奴。我将拿走财货，并且对你们施以所有可能之邪恶和伤害的事。你们因此而死亡和受伤害将是你们自己的错，并不是国王殿下或与我同来的绅士们的错。”

　　②虽然要到100年后詹宁斯才发展出天花疫苗，欧洲人已经暴露在这种疾病下几百年，甚或有1000年之久，因此对天花有相当的免疫力。那些基因较弱者在很久以前大都死了，所以，只有3％到30％没有打疫苗的人会死于天花。然而印加人民从未接触过天花，有些专家估计，他们在1520年第一次受到感染，死亡率便高达60％到95％。

　　③早期的欧洲人相当害怕美国原住民的神力，包括宣称有造雨及其他控制自然界的能力。第一个在美国的英国殖民地于1587—1588年于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厄诺克岛建立，并于此第一个欧洲人在美国土地上诞生（弗吉尼亚·戴尔），他们也在此杀了第一个原住民酋长。当英国人于1589年带着食物和民生必需品回到该殖民地，他们发现所有4O0个殖民者全部消失无踪，后来被称做“遗失的殖民地”。1607年，英国尝试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进行第二次殖民，第一年104个移民只有38个存活，而接下来的7年中，4800个移民饿死。为什么会这样？马修·特雷尔（Matthew Therrell），阿肯色大学的树木年轮专家，在研究最近砍下的一棵1000岁的柏树的年轮时，发现一个惊人的异常现象，并发表于1998年4月24日的《科学》杂志，在公元1000年到1997年只间，在东海岸且只有两次广大并使树木枯萎的干旱……发生在公元1587至1588年及1607至1614年。

　　④教会对于这些土地也有内部的权力斗争。1997年路易丝和我拜访希拉河皮马印第安人社区。从1700年起的旧地图显示，最早西班牙入侵者带着黄金离开后，该地区一度是“方济各会土地”，后成为“耶稣会土地”。

　　⑤甚至在此使用“神圣”的字眼也很困难，因为这暗示有其他的事物是“不神圣的”。在这些古老文化中，这样的区分并不存在。生命是非常重要的事，是所有存在的核心。

　　⑥由于最早的福音文化在历史上并没有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古希腊人（他们并没有传教）和罗马人的文献中对此有许多争论。罗马人最初并没有传教。这可在一些他们哲学家和领袖包括恺撒的著作中看出——罗马市民是“排外的社团”。但第四世纪初期帝国在崩溃边缘，君士坦丁大帝为了拯救他的帝国，正式地将犹太人的弥赛亚耶稣取代罗马一直敬拜的太阳神，并将犹太人敬拜的安息日（星期六）改成罗马人传统上敬拜太阳神的日子（星期天）。因着如此的策划，创造了一个（“天主教的”）官方的罗马教会，君士坦丁将传教的观念纳入罗马文化，这在保罗的书信中说得最清楚。虽然这绝对不是惟一采取传教的文化，却是记录得最详尽的一个。

从圣族（San）及高基（kogi）：注重社区与合作 ；我们是世界的一部分，无法与之分离

　　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是位于南非北端之卡拉哈里沙漠的！Kung布须曼文化。该族名字！Kung中的惊叹号代表其语言的一个发音，英文并没有这种音；它是一种短促爆裂声，借由舌头和口腔顶端之间形成中空，然后将舌头快速地拉下发声。该语言中还有三种英文字母无法表示的发音，这三种发音都是借由舌头拍打口腔前端，或口腔及牙齿侧边而发的滴答声或短促爆裂声。他们的文化是如此独特，虽然古老，却在其语言中包含地球上其他人类所没有的发音。

　　虽然大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教科书都称他们为！Kung，但当他们这几十年来逐渐为人所知后，曾要求人类学家及语言学家称他们为圣族（电影《上帝也疯狂》将他们描绘得很详尽）。

　　圣族和其他过去数千年统治非洲的非洲人有种族上的差异。他们的皮肤偏黄色而非黑色，眼睛有点往上吊，仿佛和亚洲人有共同的祖先；或者，他们也许就是亚洲人早期的祖先。他们的头发像其他非洲人一样黑而鬈，但身材比较瘦小，通常不到5英尺高，且轻于100磅。

　　圣族的生活，最先由非洲南部的探险家及作家劳伦斯·范德波斯特加以记载。在其1961年《猎人的心》一书中，描述他们穿越沙漠中一特别炎热及贫瘠之处时，遇见一个大约只有12个成人和小孩的！Kung部落。范德波斯特和同伴们便猎取一些食物，帮助这些布须曼人继续向雨季正开始的“地平线上闪电处”前进的旅程。

　　探险家们花了一整天与这些土地漂移者一起打猎，为布须曼人的旅程准备足够的食物。而当这小部落离开时，范德波斯特和其同伴与他们挥手道别，但布须曼人只是笑着走开，一句道谢也没有。

　　一位从未遇见布须曼人的范德波斯特的助理批评，该部落似乎不懂得感激及关心。另一位了解布须曼文化的成员则回应说，给他人食物和饮水，只是布须曼人的一种礼貌和惯例；如果布须曼人发现有白人在长途旅行中挨饿，即使危及他们自己的生存，也会立即分出食物和饮水，而且不期望感激。

　　其实，在圣族文化中，在没有食物的人面前吃喝是一种不道德。这行为令他们惊骇的程度，完全与我们文化中看见有人在热闹的街上脱裤排泄一样。

　　圣族人会说“谢谢”，是在打猎时，当他们决定要取走一条生命时。对每个被猎食的动物，在打猎时和稍后为这动物灵魂跳舞时，他们都告以“谢谢”。而且，只有在确定的食物需求状况下，他们才进行猎杀。

　　对生长于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实在难以想像将这么基本的事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和文化。在路口，当我们停在一辆因红灯而停下来的汽车后面，我们不会打开车门跑到前面去谢谢他们遵守交通规则——那是一种人人都做的“当然”，没有必要道谢。向人道谢，意味着他们可以选择不这么做，而这么做只因出于善意。

　　但请试着想像一个喂养他人和我们红灯停车一样是自然反应的世界；一个不照顾他人就受到排斥或惩罚，就如我们闯红灯就收到罚单的世界；在那里对别人的照料胜于对自己；在那里把“要人怎样对待你，就先怎样对待他”的教导切实执行的世界——非出于努力，而只是日常惯例和社会的基本前提。

　　那就是圣族文化：古老文化的方式。

　　奇伯瓦（ChiPPewa）和克里族的故事传述者告诉我，他的族人相信，如果有人造访你家，你却未供给饮食，使他们饥渴着离开，而造物者若决定此时“召他们回家”，那么他们将在又饥又渴的情况下进入灵界。

　　“那人在灵界的情况是你的责任，因为你是他最后遇到的人，而那时你有机会喂饱他。所以当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村落或家里时，我们有责任供给他食物、水、遮蔽处及任何需要”

　　我们年轻的文化注重生产力和个人财富，而他们的古老文化重视社区。大部分“现代”人很难或简直无法想像一个社区比财富更重要的世界，然而那是目前全世界1％人口，以及你我的祖先们生活了10万年的方式。

　　1997年，13位研究者发表一份研究报告，将地球所有环境的价值加以量化：从计算路易斯安那虾的收获量，到人们愿付多少钱去接近湖泊、珊瑚礁或其他自然景点。他们的结论是，地球的自然地区价值约33万亿美元。

　　从有人想将地球标上价钱，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危险边缘上走了多远。这展示了地球是为我们而存在的，并且其价值乃根据我们可以使用的程度而定之心态。根据这种想法，“自然资源”只有在人可使用的状况下才算“资源”。

　　很多人有这种观点。从主张地球是自我稳定的生物系统，到争论需要有更多的原野来为露营者和徒步旅行者保留森林，这些人所暗示的信息，是我们需要拯救生态系统，因其直接或在美学上对人类有价值可言。

　　有人将太平洋岸的景致或亚马逊雨林惊人的生命力涂以诗句。他们说：我们必须拯救这些环境，这样我们的子孙才得以欣赏它们；我们必须拯救它们，因为那些树是地球的肺，而海岸是独特生命形式存在的地方，而可能有一天会发现这些生物可以治癌。保存它们，以防有一天我们想要或需要它们。

　　然而当哥伦比亚古老的高基印第安人，面对南美的马德雷山脉，眺望一切生命的伟大母亲时，看到母亲虽然提供人们居所，但来自年轻文化的“年轻兄弟”正走在毁灭母亲的边缘上。我们的喷气式飞机像针一样，在天空来回交错地穿过她；我们用采矿设备挖进她的血肉，并撕下她的内脏；我们深深钻入她体内，然后用水井和油井流光她的体液；我们将煤灰、废物和尘烟丢到她的脸和身上。高基人曾派出使者，来告诉现代世界一个怵目惊心的现象：就是我们正在谋杀“所有生命的母亲”。

　　即使在年轻文化最高贵、最利他、最关心环境的状态下，年轻文化仍表现出很深的自我中心，即关心如果自然环境消失了，“我们”可能不能再利用它、欣赏它、或甚至敬拜它了。

　　在任何状况下，我们文化的世界观隐含了一个阶级性，一个好——比较好——最好，和坏——比较坏——最坏的阶级。不是大自然比人类好及高贵，就是人类高过自然，并负有征服及统治自然的高尚责任。只有好与坏的分类方式。

　　但是，有另一种看待自然界的方法。除了少数例外，古老文化谨守他们最基本的概念，即相信我们与自然界并无不同，也没有从其分离，或负责管理、或高过、或低于自然界。我们是它的一部分，我们对它做什么，就是对自己做什么；我们对自己做什么，就是对世界做什么。更进一步，没有所谓分开的“自然”的观念：它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它。

从卡雅波族：永续农业

　　卡雅波是说大格语的原住民，住在巴西北部的雨林。他们至少在那儿住了2000年，而许多研究者相信他们住了8000到1万年之久。那么长的时间，他们的生活方式一直延续不变……直到最近。

　　卡雅波族经营一种很有趣的农业形式，其理念是基于：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森林或田野取得他所需要的东西，并且甚至可以操纵森林或田野，以生产更多的食物和医药，但无论如何都不可以伤害土地。

　　他们以所谓的“圆形围场”开始。先从森林一特定点，将10到20英尺区域内的树砍倒，并使每一棵树的树尖指向圆形地的边缘，由此产生一块覆盖着倾倒树木的空地，这些树木从中心向外放射，有如马车轮子的轮辐。

　　第一年他们在倒下来的树间种植豆类和根茎类，如木薯、马铃薯和地瓜。这些植物能稳定土壤，而且可以将氮和其他营养固定在土壤里。在成长季节结束之时，卡雅波人会烧掉树木，将灰烬洒在土壤上做为肥料。烧树不会伤到根类蔬菜，接着它们就可以挖起来储藏或食用。

　　第二年他们以圆圈的形式由空地中心向周围的森林播种。最需要阳光的植物，像红薯和地瓜，种在中央，然后再种喜爱遮荫的作物——玉米、稻米、木薯、木瓜、棉花、豆子和香蕉，一圈一圈地向周界推进。最喜欢阴影的植物种在最外圈。

　　在2至5年间，这块地都是以这种方式耕种，而且每一年就开发一块新地。最后，大约到了第7年，第一块地就不再做农业用途，使森林可以重新繁殖，新的树木开始在这块仍然肥沃的土地成长。当森林收回这块地的同时，许多作物继续在这块区域自然生长——特别是马铃薯和地瓜——并能收成许多年。在这块土地变回森林的第一个10或20年，会繁衍出莓子、草药和小果树，提供不同的食物来源。同时许多长出来的灌木和矮树丛，可以供小动物栖息，而卡雅波人便能捕猎这些小动物来补充粮食。20年内，这区域又再度成为雨林。

　　卡雅波人经营这种永续农业已至少2000年，甚或3万年之久，使他们在自称是“征服者”之种族屠杀凶手的西班牙人及葡萄牙人入侵南美以前，能够在巴西上百万英亩的土地上，建立一个巨大的文化社会。

　　卡雅波族及圣族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多不相同啊！

　　最近我听到一名自诩为先知的人，传扬因为他所属教派的神对人类的行径不满、愤怒，世界即将走上灭亡之路。“2 ／3的人将会死亡！”他大声疾呼。“瘟疫、饥荒和从天而降的火将杀死他们！”

　　我听完后浮出脑海的第一个想法是，如果 2／3的人类突然灭绝，这会是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将很难找到足够的地方来埋葬尸体，恶臭与疾病的危险将难以想像。成堆的尸首将暴露在城市街头，有如 1350年伦敦暴发淋巴腺型瘟疫，结果造成一半居民死亡的情景。大纽约都会区（CMSA，人口普查局的名词，指都会及其邻近地区）将有超过1300万的尸体，人口数由2000万减少为700万；洛杉矶CMSA人口由1500万减为500万；芝加哥从800万降至约300万；9500万的墨西哥人变成只剩3000多万；意大利的570O万人减至190O万；中国的12亿人只剩4亿人。世界将因已死和将亡者而混乱，存活的也将被罩在梦魇中。

　　我脑中的第二影像则完全不同于前者，我大胆地想像，如果现存人口的 2 ／3死亡，剩下来的人口仍大于1930年的数目。如果那传道者的数字其实过于保守，而换作是5／6死亡，地球上的人类仍然与1800年（当时地球的人口分布已然相当密集）相若。想像一下，如果现存的人口去掉 23／24，结果仍然多过耶稣基督的年代，而那时的人口无论如何绝不算少。

　　枯荣、兴衰、资源滥用与匮乏的循环，甚至加上瘟疫与饥荒——对人口众多、以成长和消费为基础的城邦而言皆是正常。这在过去的历史中已屡见不鲜，见诸过去的大帝国，开始是地方性的，而后区域性，然后全国性。如有够多的国家一起面临这种状况，也会成为全球性的。

　　然而，上述的循环，在以本地资源自给自足的部落中却很少见。基本原因，就在于组织。

部落与城邦文化结构

　　部落与城邦是我们所知最基本的两种社会组织。

　　部落的组织已存在于人类的历史10万年之久：最小的部落单位是家庭，最大的家庭成员为50人到可能有上百人（有些群体自称部落而实为城邦，如现代非洲的祖鲁人，他们的组织像一个城邦而非部落，这点稍后详述。）

　　部落是历经考验而高度成功的人类社会组织。从人类历史的开端一直到7000年前，部落是整个地球人类惟一的组织形态。

　　直到1800年，部落形态的区域在全球仍占半数。

部落族群的结构

　　人们以部落为组织的型式已超过10万年，且运作得很好：它们甚至到现在仍存在。从今日部落民族之分析而得的证据显示，部落生活相对较无压力，更使人满足，比城邦生话有更多余暇，还有——也许最重要的——永续的维持。

　　部落具五种主要特质：

　　1．政治的独立。

　　2．平等的架构。

　　3．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4．对自身认同的独特感受。

　　5．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政治的独立

　　部落是政治独立的小单位，成员从10人到200人左右。

　　早期的欧洲移民在与美国原住民相处时有一些困扰，他们基于自身对社会组织的经验，期待找到层级式的城邦组织（诸如地方性的城镇，大一点的像邦国等等）却不可得。例如．移民们和30到50名人协商某种交易，并以为，这协商的结果可以适用到其他所有同一种族称呼的，或说同一种语言的原住民。但其实对原住民而言，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有数千的沙伊安族、阿帕切族，派尤特族，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政治单位。

平等的架构

　　领导者在部落中，是扮演顾问而非权力行使者的角色（也有例外，不过依人类学的记录显示很少）。

　　早期欧洲人侵者无法理解这一点：事实上，他们认为这是种落后的象征，所以找出部落的“酋长”或领袖，想着只要跟此人协商，而部落的其他人就会一体遵守。其实，部落的领导方式通常由一个委员会执行，而即便是这个委员会也是咨询性质多过发号施令。权力是由全部落所共享，资源也是。。

　　如以色列屯垦区运动所示，这种变化的社区自治在小型部落中相当成功；而之前的共产主义世界之城邦体制，则证明其不适用于大型城邦体制。现代人用他们自身的观点去观察世界，以为部落中必有高阶人物，诸如巫师、巫医、教长、酋长之类的。其实，依据曾与未受城邦污染之部落往来人士的记录，可以知道那些具有那些头衔的人，与其他的人是平等的，而他们之独特角色主要为服务之义务，而非统治的权限。

利用可再生、地方性的资源

　　部落的食物来自于他们的居住地，如果供给不足，他们就迁徙，某些部落有固定的迁徙区域，在一地驻留数月至数年而后迁往下一地，让前一地有新生的机会。有些部落则长居一地或从事农耕。

　　在此有两个关键性的概念——“地方性的”和“可再生的”。部落的人们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亲密的接触，并因而发展出强调自然世界重要性的宗教、社会、法律系统。（因为部落人们从长远的考量，去发展并节约使用资源，所以他们的居住环境——不幸的——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因而引来城邦文化的掠夺。）

对自身认同的感受

　　部落的成员生而成为部落的一分子，部落便界定了他或她的身份。部落并不宣教，（对外尝试改变他族的生活方式，使其依从己族的方式。）不接受“皈依者”或“新居民”，并坚信他们生活的方式、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神是最适合自己的。例如，一个阿帕切人，宁愿自称是一匹狼或一座山，而不会称自己是一个克里人。这是难以置信的事。民族中心观让他们感觉极好，确保部落单位的长存，是部落成功存在数十万年的原因。同样，人类社会的族群多样性也确保自古至今人类存在的强度：多样性的生态系统是强韧的，反之，单一族群（或在此的单一文化）系统是脆弱而易于在压力下倾圮的。

尊重其他部落的自我认同

　　虽然部落间偶尔出现竞争或陷入冲突，合作乃为常态，如在冬季赠与节和念咒等仪式所见一般。某一族或许会鄙视他族的社会、宗教或其他习俗，但少有历史记录显示会导致种族屠杀。他族，虽有不同之处，甚至可能兵戎相见，但不曾赶尽杀绝。毕竟，其他族群的存在也是有利的。彼此所产不同，可以互相交易。而遗传基因的不同，可透过通婚（常利用典礼仪式的时机或为贸易的一部分）来确保基因库的强势。此外，或许他族之存在，正提供一个“他们”来作为认同“我们”的一个对比。

　　虽然，族群间的冲突有时导致死亡，不过死亡数字通常不大，人类学者多年研究的个案显示，多数冲突并未致死。族群间的冲突，提供一个凝聚及维系内部团结，并强化各族独特性的功能。所以，冲突是对每一族的生存皆为有利的事件。

城邦文化的结构

　　大约7000年前，第一个城邦政治实体出现于世。从那时起，城邦文化有系统、有方法地将与其接触的部落文化消灭殆尽。这个历程到现在几乎已近尾声：本世纪所灭绝的部落数比历史上任一时期更多。单单巴西从1900年到1950年间，便有87个部族被灭绝。今日部落文化的人口数，仅占全球人口数的l％～2％之间。

　　我们文化的故事述说着部落的毁灭，是由原始走向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达尔文和赫胥黎含蓄地指出，部落的相继灭绝是自然的历程，印证了城邦型式的社会组织相对于部落型式与生俱来的优越性。他们是“原始的”而我们是“先进的”，在物竞天择的历程中，他们的消失是迟早的事。同样的历程，过去已发生在成千上万种的动植物身上：如不能生存下来，就完全毁灭，而世界则向前更进一步。

　　不过现在，我们开始看到所谓先进的、阶级式的城邦组织先天的瑕疵。

　　因为城邦是阶级化的组织，不可避免地就有权力集中之情形。在年轻文化中（人类所有的99％），这样的结果，就是财富的集中和贫穷的存在。

　　浸淫于这样的阶级组织中，让我们以为自然界皆是阶级组织化的，而我们人处于最上层。这般的认定，让人类从事破坏“低等生命”的行为变得似乎有道理。

　　这种结构性的假定，使得人口失控地超过可承受的数目，伤害了大气层，危及食物与水的供给，并制造出我们的祖先难以想像的、更致命的细菌。

　　城邦在史上总会有兴起而主宰一切的短暂时光，而后崩溃。

　　相对于部落的特质，城邦有如下的结构与本质：

　　1．政治上的支配。

　　2．阶级的、清楚的统治结构。

　　3．以欺凌和征服取得资源。

　　4．吸收其他文化成为自我的认同。

　　5．以毁灭性的战争与他方对抗。

政治上的支配

　　城/邦/国/王国可能可以要求政治独立，在个人和家庭层级上，却无独立可言。家庭和地方社区等层级，乃受到城邦较大政治实体的控制。这创造出一种可见于企业、家庭、地方性社区和宗教组织的支配与阶级的心态，这些组织几乎总是起源于城邦，并为城邦的目的而设。

　　对生于旧时欧洲各王国的西方人而言，这最为明显。国王拥有所有土地、作物、动物、树林，甚至人，并使用政治控制。军队、警察、酷刑室和牢狱，强迫百姓献上生命或生产（这控制甚至涵盖人们最私密之时：如欧洲实行了1600年之久，国王或地方贵族拥有每位新婚妇女的“初夜权”。）

　　虽然现代的政治压迫，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表现程度，原则上却是相同的：百姓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服务支配他们的政府，而且必须经常性地奉献部分生命、时间或财产。

阶级的，非平等的

　　城邦的组织中最有权势、最具侵略性，或最富有的人地位最高；而无权势、财富或不愿侵略他人者则地位最低。因为有权且富有者集中并消耗越来越多城邦可用的资源，留给地位低者愈来愈少的资源，于是激发成长的需求，以避免社会的不安或暴动。因此可以说这种内部社会结构，是推动城邦不断扩张的引擎之一。

以欺凌和征服为基础

　　自给自足的地方性城邦非常少见，因为它们很容易成为非自给自足者的攻击目标，较大者常仗势欺凌或起兵征服以维持扩张之势：在过去短短几代中，世界地图因此重划多次。由于城邦的阶级化之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他们必须取得外来资源以维持成长。当地资源用尽时，他们便起而攻击、征服或并吞邻居；如此继续不断，邻居越来越远，直到最后消耗整个星球…此时，城邦便开始崩溃，就如庞氏骗局或用尽初始资金的公司一样。

　　接近全球资源的尽头时，依赖不断的征服以维生的文化必然无法延续。

侵略式的宣教和有“吸收力”的本体

　　成长是城邦的最高指导原则。成长若停滞，城邦将在政治、社会和经济上崩解，或者被征服，抑或内部政变夺权。因为成长是如此的重要，他们便采取数种方法来扩张。

　　第一是并吞他邦的人民和资源。例如：一批批的奴隶从非洲被运往欧洲和美洲；欧洲邦国在征服另一个邦国之后，就将他们的“新臣民”置于统治之下；美洲原住民被征服，然后他们的资源就被欧美邦国瓜分。这一切的结果，是人口的膨胀，生产能力和消费的增加，以及更多城邦输出品的消费者。

　　城邦扩张的第二种方法是同化：将其他族裔的人转换成自己的人。宣教士说服部落人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很差劲的或罪恶的，并给予他们机会来“加入”（尽管是处于阶级的底层）城邦的文化/宗教之中。

　　部落的人从不宣教（要求他族像他们一样），这却是大部分城邦最主要的特征，并在历史上不断借由酷刑、集体灭绝（如见于十字军，宗教法庭，美国西部的征服，及南美和亚洲原住民的奴役），或来世诅咒的威胁（和行动）来执行。

与其他城邦的战争

　　由于成长乃为城邦求生存所不可或缺的需求，就必然会与拥有其所需资源的其他城邦发生冲突。虽然它们之间也许会有一段时间，维持看似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就像美国与加拿大），历史已显示这稳定时期不会太长，最终城邦自身的资源将供不应求，而必须向外寻求。它可能使用食物/金钱/资源为武器，美国超级市场70％以上的水果来自于第三世界即为一例证；或可能使用武力宣示其（或其代表、盟友）对土地、人民和资源的主权，如海湾战争之所见。

　　一旦城邦接触到战争，正如被wetiko接触的文化一样，其可能的选择就寥寥无几。通常只有变得和侵略者一样，精于战争，才能存活。

城邦可能是如何开始的

　　史前的某时，一位部落领导者违反了部落的世界观，或发狂了（以其人民的定义来说）。

　　这个领导者，违抗其部落与邻近部落向来合作的传统，计划去征服其中的一个并纳其人民为奴隶。或许，为取得部落成员的合作，他使用了与哥伦布相同的方式激励他们。他允许他的人民可以任意支配并强暴他们想要的外族女子，不管年龄，甚至驱使年轻女子为清洁奴仆及担任性服务。又或许他用皮萨罗式的手段——到达美洲时烧毁船舰，使怯懦者不能遁逃——以确保对其族人绝对的支配。

　　或许这第一个的Wetiko部落领导人，能为此提出合理化的借口为此辩护，比如气候改变使他的土地农作物歉收，或猎物的缺少，所以他的人陷入饥饿。又或许他说服族人，是神明的旨意给他这可怕的命令。不管如何，事情就这么发生了，他和他的部落攻击并征服了一个邻近部落。

　　战争与种族屠杀就此开始。

　　在奴役或灭绝的征服过程中，他慢慢灌输族人对其暴力的恐惧。因为惧怕他，他们从其所愿，应其所求，不论是加入他的杀人队伍，贡献部分的农猎所得，或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为他付出劳力或成为战士。

　　以支配、惧怕为基础之领导型式就此开始。

　　从部落成员强取来的生产物或个人财物，增强了他的力量，他于是可以将剩余的财物分配给那些最亲近者，而这些人进而为他巩固及维系统治。

　　财富与资本利用就此开始。

　　接着他注意到了女人。因为将新生命带入世界的独特能力，女人在大多数的部落里有着崇高的地位，他了解到这是他新的支配型领导的一大威胁。他针对女人数万年以来被视为神圣、并洒在田野或供作多产典礼之用的经血，声称它是“不洁的”

　　他指出，据神明指示，妇女在生产时所经历的疼痛是上天的惩罚。妇女是邪恶的、魔神的同伙，她们魅惑男人的力量。他颁令妇女必须加以控制、隐藏、支配。她们的社会地位因此从平等降为男人的附属财产。而且当农作物歉收、有人死于疾病或自然灾害发生，就归咎于妇女，并认为这种灾祸皆因妇女的巫术而起。

　　性的支配与家族长阶级制就此开始。

　　他的族人们仰望夜空面对着大自然的力量——闪电、地震与野火——一致认为这一切皆由一全能的力量在运作，以其意志决定降临在个人身上的吉凶祸福。他告诉族人，神已选他当代言人。他祈求圣名与圣力，而且他有战胜的能力，这正是来自最强神明庇佑的证明。他禁止族人崇拜通过他代言以外的神，派出密探改变或铲除不顺从于他所代言神明的人。那些相信他的人，他允许其加入部落，只要他们宣誓效忠他与他的神。

　　侵略性与强制传教就此开始。

　　将人视为支配的目标，仅只是把自然界视为支配目标的一小步。一反他的部落所遵循数万年可永续的农业形态，他决定尽可能、不顾后果地榨出土地的生产。一旦土地枯竭，既然种族灭绝与奴隶制度皆是可用之工具，他必须也大可夺取他族土地。如有物种威胁到其食物供给时——狼吃他们的羊，或小动物吃他们的作物，或甚至昆虫——他也将竭尽所能摧毁这些“敌”种。

　　焦土式农业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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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世界的部落史，被这因对权力之饥渴而疯狂，并杀戮邻邦的一帮人给搞得乱七八糟。有些部落成长超过正常的部落规模，并能取得较多之季节性食物来源，因此产生了财富与权力阶级，另一些部落则投入无法永续的焦土式农业生产，不是自毁就是被迫迁移。尚有一些部落相信他们的神才是惟一的真神，其他的不是假的，就是较不具力量。不过，这些变质的部落，没有一个曾起而征服已知的世界。

　　这是因为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些个因素不曾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如果曾如此，支配型的文明在当时即已浮现。

　　直到7000年前，有一个人变成第一个支配者、第一个宣教者、第一个焦土农业推行者；而同时，因为至少三样被部落视为疯狂的个人行为集于一身，第一个城邦的建构者于是诞生。

　　由历史记载可知，此人也许正是统治中东肥沃新月地区的吉尔伽美什国王。但很有可能，他只不过是第一个创造我们文化的众多后继者之一；他只不过是略微调整此一新社会因素的综合体，以便自己能起而征服与摧毁他所知的整个世界，写下他个人的历史。

　　部落对吉尔伽美什国王及其文化承续者的莅临毫无防备。当新形态的社会组织接触到叙利亚人、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维京人、土耳其人、匈奴人、欧洲大英帝国、德国、西班牙、法国、葡萄牙、比利时、荷兰、来自欧洲的“美洲人”和“澳大利亚人”、印加人、班图人、祖鲁人、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的婆罗门人，还有其他等等…每一族群均被征服或转型。

　　许多部落缺乏足以处理战争事务的中央权力架构；他们缺乏某种职业分工以制造武器及构成常备部队；缺乏摧毁周遭任何竟争势力以谋取最大食物来源的意愿。

　　他们彻头彻尾未作准备。于是只得逃往更与世隔绝、更贫瘠的土地，直到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而那些没被杀尽的就被“同化”。

　　托拉查（Toradjas）部落的故事是个典型的例子。荷兰人“征服”了西里伯斯岛（现称作“苏拉威西岛”），而在那儿山顶住着称为托拉查的人，他们种植一种旱作的稻米，打猎，采集，以部落形态生活着。他们的经济体系，除社会好意馈赠与责任外，无金钱或其他象征交易的媒介物，且从不知什么叫饥饿。他们很快乐地在这种形态下生活，这种生活形态，甚至在荷兰第一次遭罗马帝国占领前已维持数千年，而他们也没想过要种植特定的农作物外销到荷兰，或为荷兰低地地主种植咖啡。

　　这对荷兰来说是难以忍受的状况，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势之下，“发展和进步是不可能的事”，并且除非迅速有所作为，这些部落人将必然停留在“原来层次”的原始生活形态。

　　于是，在1892年，荷兰政府派出一群传教士去摧毁部落的文化。结果，却是完全的失败。即使是对托拉查孩童提供教会学校免费的教育，也不足以说服他们放弃他们的信仰及生活方式。他们就是没兴趣购买荷兰人所经营商店里的商品，也不想为荷兰出口商业种植咖啡与稻米，或侍奉荷兰人的神。缺乏廉价的当地劳力，使此地的荷兰工业难以图利。

　　在经过30年教会的辛勤耕耘之后，荷兰政府采取了B计划。他们带来了军队，强制将托拉查人从传统居住的山顶迁居，并重新安置他们于低地。他们强抓托拉查男子做（名为征召）修筑道路的奴工。接着对每一个公民征人头税。为了应付这人头税，托拉查人必须到咖啡园工作。到了1910年他们就“改变了”，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到教会学校就读，开始购买西方的衣物与日用品，抽烟与喝酒，也接受了基督教。虽然他们的死亡率蹿升，虽然他们用祖先已过万年的健康悠闲的生活方式，交换现在这种令人发狂、难以忍受的贫穷生活，他们却被荷兰政府宣称为“开化”。

　　相同的情节丝毫不改地在亚洲、非洲、澳洲，当然还有南、北美洲地方上演数千次。在某些时候，甚至有善心人士捐款支持遥远地区“拯救异教徒”的计划；例如，这些事正在巴西以及东南亚丛林快速蔓延，在那些地方，主张“开化”的人士所想要的，就是得到丛林的资源及原住民的苦力。

　　部落的第三种也就是最后的选择，就是抗战。如果他们不能逃不能躲，而又不想被“同化”，他们必须投入战斗。然而，这是尤其具破坏性的事，因为他们首先必须要采取敌方的文化。要组织有效率的军队需要一个层级化的社会结构、专业的分工和具支配力的领袖。同时，资源会以狂飙的速度消耗，导致生活品质的丧失甚至引起饥饿与贫穷。由这点来看，在第一发子弹射出之前，古老文化就已输了这场战争：他们变成了他们的敌人。

部落的人口

　　当我们审视部落与城邦时，发现一个有趣的形态。当城邦人口在历史上，如癌细胞般的除非遇到瘟疫或饥荒，否则不受控制或不能控制地成长时，部落的人口却能维持稳定数千年。我们曾被告知，这是因为他们居住环境卫生不佳或食物来源不稳定，所以有相当高的婴儿死亡率及较短的寿命。

　　最近的发现却显示并不是这么回事。

　　在抗生素的年代之前，部落人一般活得比城邦居民长久（指平均寿命），且有较低之婴儿夭折率。更进一步，将部落人的化石与早期城邦居民相比较，显示部落人较少蛀牙，骨骼较强健，较少有退化疾病的病征。多年来许多古人类学者皆称，农业革命与城邦的建立为“一个公共卫生的灾难”。

　　史蒂文·米森（Steven Mithen）在《心的史前》（The Prehistory of the Mind)一书中，述及考古学及现代的记录清楚地显示，“……农业的开始带来了传染病的波涛，营养素质的下降，以及平均寿命的减少”。那么，为什么人们要发展农业社会？米森指出，虽然农业导致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的恶化，它也“提供特定的个体获得社会控制和权力的机会”。就达尔文的天择论所提出的，进化对个体比对群体更有益而言，“我们的确可以视农业为某些个体借以获得和保有权力的一种策略”。

部落如何控制人口？

　　一项使现代人、城邦的住民，相信剥削者所宣称的，摧毁部落文化是“拯救”部落族人且对他们有利的说法，是人口问题。部落到底如何控制它们的人口，如果不是同类相食、杀婴、传染病或高婴儿夭折率？尽管我们的文化认为这些是他们控制人口的方式，其实不然。实际上，在现代发展中国家中，如墨西哥的人口，比任何被研究过的部落面临更高频率的传染疾病、婴儿夭折、自杀，营养失调和饥饿。而部落的人口相当稳定，数千年不改。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没人知道。

　　在《成长下的牺牲者》（Victims of Preogress）一书中，作者约翰·搏德利指出，部落控制人口的重点与机制，“尚未全然了解”，但肯定不是以上所列举的。大量出土的古老部落人民，尚无任何证据证实古代部落人有比“现代”大部分国家更高的杀婴或婴儿死亡率。他们的人口就是不会过多，没人知道到底为何。

　　有一个理论是繁殖力是食物供给的函数。虽然我们不曾以此种理论去研究人口，我们知道不论野生或豢养的动物，数量会成长到一个食物来源可承受的数目，而后稳定下来（池里的鱼甚至会成长到一个于池中生存的适切大小后停止生长，没有人知道如何会如此）。有可能是内在微妙的生理和内分泌回馈系统的作用告诉身体，外在是否有丰沛的食物或生活空间。当食物的来源降至理想的水准以下，内分泌系统于是触发减少精子数或能动性，或卵子的生育力，或甚至释放较少的刺激性欲的荷尔蒙和费洛蒙。

　　另一个理论与运动有关。在一份出版于1997年的研究报告中，发现57％的女性越野跑者有闭经的现象，这是一种月经停止正常周期而暂时丧失生殖力的状态。虽然闭经被现代医学视为一种运动引起的病情，而使用雌激素或其他荷尔蒙让月经能重回正常周期，在自然的环境之下，它可能是平衡部落人口之精巧机制中的一环。如果这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妇女，在过去500年的任何特定时间是不能生育的，我们也许就不必经历我们现在看到的人口膨胀状况。相同的，一份1993年出版的研究报告发现月经较早开始（青春期的运动延后初经的时间）、更年期较晚，以及也许更重要的，月经较频繁的妇女罹患乳房癌与卵巢癌的机会较高。频繁的月经期，使她更常暴露于提高这类癌症发生几率的身体荷尔蒙中。经常运动的妇女，一生的月经周期数较少，因此较少暴露于雌激素中。

　　第三个理论，是尽管部落的人依我们的标准，在科技上是相当无知的，但在一些直接影响到生活的方面，他们则又常常远比很多现代人先进。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左右被现代科学家“发现”的数千年以前，部落人民早已经使用青霉素。

　　在1990年代于太平洋紫杉中“发现”泰克索（Taxol）的5000年前，他们已用它来治疗乳房癌。同样，许多植物，现在我们知道，含有能直接影响雌激素或其他男女荷尔蒙作用的成分。

　　例如，贞节树，已在欧洲使用了数千年之久，后又被希腊“异教徒”女巫医用来减低男性性欲，以免在雅典播种祭典中触怒生殖女神，以求谷物丰收。它的名称源自“hagnos”和“castus”，在希腊文中皆有贞洁之义。其他药草，如艾菊和芸香，都是有效的堕胎或宿醉药，直到本世纪初才广泛见于医药教科书中。所以，很可能因为他们具备很先进的自然药理学知识（如曾研究过的每一部落所见），而得以利用这些知识控制生育。

　　另有两个减少人口成长率的因素，在部落中很容易观察得到：母乳哺育和同性恋。

　　部落妇女以母乳哺育小孩3至5年是很常见的。在此一时期，身体会分泌荷尔蒙抑制月经和生殖力，想必是为预防妇女身体同时承受母乳哺育与胎儿成长的双重压力，而其结果即是有效又自然的节育。

　　当文化倾向鼓励大家庭——常是为了建立更大的军队——通常衍生出反对同性恋的宗教和文化禁忌，在不必培养很多士兵的部落中，显然没这类忌讳。如威尔·罗斯科（Will Roscoe）所著的《活出灵性：美国印第安同性恋者诗集》以及沃尔特·威廉斯（Walter Williams）所著的《灵与肉：美国印第安文化中性的多样性》中所详载，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人与行为，在许多古老文化中是普遍被接受甚至被称颂的。有10％到20％的人行非生殖型的性行为，对人口也有稳定化的影响。

　　最后一种理论指出，在大部分的部落文化中，女人的地位和权力与男人相等。（他们或许角色分工不同，但这些并无上下的阶级之分：他们在人际的权力与对部落的贡献是相等的。）因此，在这些社会中，妇女在生育过程中有相当的决定权，何时和如何进行性行为，何时和如何进行节育，等等。无疑在过去50年间，美国与欧洲的妇女的权力渐渐增强，人口成长率也相对降低。然而在一些天主教、印度教宗教气息浓厚的国家，妇女的地位就较低、权力也较小，人口过剩呈现爆炸的形态。有人认为这足以证明文化结构能影响控制人口的能力。以印尼的丹泥部落为例，大部分妇女选择于孩子出生后的5年内不要有性行为。在这些部落中，有高度复杂的社会组织赋予妇女控制自己生育之权，这样的系统已运作达5000年以维持族群人口的稳定。

　　然而，不管他们如何操作，部落人口的稳定反映了其周遭环境可供给的资源。如同身体里的健康组织一般，他们只取其所需而不过度。其运作有如魔术一般，一种也运作在自然界其他动植物种类上的魔术。

　　城邦却因为持续不断的扩张和征服邻近士地，而有稳定增加的食物供给。因此，他们的人口无限制地成长，直到突然撞上饥荒或瘟疫的墙为止。这历程，从第一个美索不达来亚城邦伐尽林木摧毁生存环境而后经历饥荒，一再反复上演。

“但我们的国家很稳定……”

　　有些读者会指出一些例外情形，如欧洲某些国家的人口成长已趋稳定：挪威、德国和意大利等。这些及其他国家已成功地停止飞快的人口成长（大多借由避孕）虽为事实，但这仍未达可维持的水准。

　　这些国家，如同其他所有年轻文化支配性城邦，巨量消费比他们生产的还多的资源（请注意抽取或开采矿产或矿物燃料的过程是消费和摧毁而非“生产”）尽管西欧每人平均消费的能源低于美国，这些国家也只是处于相对的和平与兴盛状态而已，因为他们所能利用的古老阳光终将枯竭。另外，他们之能享有相当的稳定与兴盛，是因他们能继续说服世界上较贫穷国家的政府，让他们以货物换取当地的劳力，并被允许撷取脚下曾经属于部落民族的矿产与矿物燃料。

　　虽然此刻他们或许稳定，但因为所立基的文化故事使然，所有的城邦政府最终仍需面对固有的不稳定。像肿瘤或庞氏骗局，他们依赖不断的成长：当这些国家的GDP或GNP变为负值时，他们很可能就堕入无政府状态或起而攻击邻国。

　　这是因为那些生活攸关的元素之集中化：食物、能源、水、环境卫生和医药。在他们的想法中，集中化是好的，财富与权力是有利的，而且永远有个遥远的地方可以供给廉价的劳力和自然资源。

　　有些国家，如挪威，几乎已达稳定。生活好、知识高、犯罪低、贫穷少。但如少了采自北海的原油，挪威将无所依而终至耗竭。

无政府或部落制度

　　如果听了以上论述而以为我倡议废除现代的城邦组织，我绝无此音。

　　我们已走得太远，过了可回头的时刻。共产主义的经验告诉我们，当一个支配型的文化改变其经济或政治系统，填补进来也不过就是另一个新型式的支配系统。本书不是为宣扬革命或无政府主义。

　　再者，我也并不暗示部落生活是完美的乌托邦。

　　虽然有许多部落的人们过着悠闲而舒适的日子，也有一些承受着困难、残酷与充满恐惧的折磨。虽然历史上不曾有过，能与城邦年轻文化所加诸部落人们相提并论的残暴、折磨和死亡（当然也不曾消灭他们），但是，在自然的无常中，许多人也许仍过得艰难和痛苦。

　　他们的生活是永续的，没错——但不一定是舒适的。

　　我并不建议非在回归部落制度或解构我们所谓的现代文明两者之间择一不可。

　　只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在这世界上所制造出的情况之冷酷、清晰的事实，及其背后形成的原由，有所觉悟：

　　支配性城邦年轻文化视世界的一切为其潜在食物与物资。

　　我们会一直成长与消费，直到最后涓滴不留，我们的文化和生态系统将崩解，留下数十亿饥饿的人，污染的土地、空气和水，与数百万死绝的物种。

　　采用部分我们祖先的教训与世界观——他们曾在这星球上稳定地生活至少10万年——我们可以改变方向，并至少为这星球的部分地区，创造出永续的和可居住的未来。

　　注释：
　　①一旦明白了这回事，美国政府于是树立一种惯例，找上部落中的特定人——通常是会受金钱或酒精收买的人指定其为惟一可以代表整个部落的有权者。而后与之签署的协约即有了合法外衣而可执行。然后当其他族人不愿遵守协约，放弃自己的土地、矿产，或其余列于协约的物品时，他们就以违约为名义，施以残暴的镇压。这种惯例时至今日，那些想要原住民土地者，不管是印第安事务局，或美国政府其他官员以及大商社，仍旧如法炮制。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7．但是达尔文呢？不是胜者为王？

　　“我所了解，宪法之所以将宣战的权力赋予国会，乃根据以下之理由。史上君王总是将人民陷于兵荒马乱中，并使人民因战争而贫穷，却常高举人民福祉为幌子。我们议会知道，此乃君主的所有压迫之最，于是在他们所设计的宪法之下，没有任何个人能拥有将此压迫强加我们身上的权力。”

　　——林肯

　　“在海湾战争之前与伊朗外交部长的会晤，是总统无论如何决意要做的，得到了国会的支持……我想即使国会投票反对，我们还是会勇往直前……我不认为我必须得到国会的准许。”

　　—詹姆斯·贝克，前美国国务卿，

　　谈论海湾战争之始

　　有人对本书中的理念提出争论：如果部落式的生活这么好，我们怎能征服他们？“胜者”不就代表“优越”吗？

　　最简单的回答是：“希特勒的生活方式优于法国与波兰人吗？”

　　欧洲人占领美洲的模范历史，使我们发现了一大片无知的野蛮人不知如何利用的“处女地”，或是说，因为我们较为聪明、文明，而且有枪炮等科技，所以征服了他们。

　　其实这两个观点均错了，在1620年清教徒在美国建立家园以前，至少有两次对美国这“蛮荒地”的入侵被成功逐退。虽有武力优势，欧洲人却无足够的求生技巧以生存下来。事实是，与印加帝国一样，疾病使得我们殖民北美洲成为可能，这事实不见于多数高中历史教科书，却详述于毋须经得克萨斯州政府审查的大学及其他书籍。

　　欧洲人已经暴露于天花数世纪之久，病后存活者都有遗传上的抵抗力，因此虽然天花与水痘、流行性感冒、淋巴腺鼠疫和肝炎等为欧洲人常见的疾病，致死率并不高。

　　美国原住民却非如此，欧洲人所到之处，他们动辄死亡，数以十万至百万计。清教徒登陆马萨诸塞州的前几年，原住民就已经与荷兰、法国和英国的渔夫及海岸交易者进行贸易。这些人在原住民间大肆散播传染病，以至于清教徒于1620年定居之时，一位亲眼目睹此况的英国人库什曼说，存活的原住民不到5％，全村灭绝，遍地骷髅，少数幸存者逃往西方……带着传染病。

　　新英格兰地区90%到95%原住民的病死，在当时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Massachusetts Bay Colony)首任总督约翰·温思罗普（John Withrop）眼中，成了来自上帝的“异象”。1634年他写信给英国友人：“至于这些土著，上帝追击他们不遗余力，到现在仍流行的天花横扫300英里，极少幸存者。借此上帝显明了我们在此地的权柄；那些总共剩不到50人的土著成为我们翼下的臣民……”

　　此后十年，当欧洲人向西挺进，与原住民之冲突再起。清教徒牧师英克里斯瑟（Increase Mather）写到：“上帝用天花来结束争议，印地安人一村又一村地灭亡，一些村子甚至无一人逃得过这大毁灭。”最终，传染病追随原住民，从佛罗里达州到缅州，从马萨诸塞州到加州，为欧洲人之殖民“铺路”。

　　正如查尔斯·达尔文于1839年所写，“欧洲人踏处，死亡追击土著”。无论如何，达尔文适者生存（轻忽了传染病的角色）的观点，已成为我们告诉自己世界如何运行的故事，但是，存活于过去并不能预测在空前多变的未来也能存活。

　　只要看看数以千计走过长远历史洪流的物种却在本世纪灭绝，就可理解此点。要预测未来的需求，我们不能只向后看，还必须展望未来。

　　部落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合作，合作乃为部落中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欧洲人一上岸，他们就展示其作精神，帮助欧洲人耕种以及度过前几个冬天。

　　易洛魁人让詹姆斯·麦迪逊参与他们的部落会议，在此麦迪逊学习到存在千年之久以至于今的易洛魁联盟之约束法律，也由此看见了他们的合作。麦迪逊吸取了他们有关内部制衡、司法和立法分离以及选举代议的政府系统构想，并告知富兰克林和杰佛逊，于是这三人将这些构想整合入美国宪法。这三人在其著作中均曾大幅论及此事，而且富兰克林在1754年初试代议民主时，曾邀请42位易洛魁联盟成员参加奥尔巴尼联盟规划会议。他在其后的奥尔巴尼会议中说：“如果六个无知的野蛮部落可以组成这样的联盟，实施多年且仍然稳固，而类似的联盟却无法行于十数个英国殖民区，岂不奇怪？”

　　然而，这些早期殖民认为他们比易洛魁人更知道政府之事，虽然效法了易洛魁的两院立法、最高法庭以及对中央政府权限之界定，他们却对君主政体恋恋不舍。

　　曾经争论身为总统的他应该被尊称为“阁下”的华盛顿，就是那些推动在我们政府中加入行政首长或代理国王的一位。而且几乎所有移民都认为，易洛魁仅由女性选举或罢免代表（代表多为男性）的系统为一大错误，他们将此改为只有男性可以做这些决定。

　　易洛魁今天仍沿用的规则，明订所有重大决策（如开战、变更国土、与其他部落的关系等），应由代表交付给地方上的选民进行讨论、辩论和决定。然而当时移民亦决议将之忽略，创造出，现在每天这些决策都在不必咨询选民的情况下进行。

　　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是合作而是权力。神施于人的权力；一群人施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男人施于女人的权力；对财产的权力（谁拥有什么，谁不准拥有）；人类施于自然界的权力。一切都是权力。

　　那么，以权力为至高无上的文化，会消灭以合作为最高价值的文化，也就不足以为奇了。然而难道这就表示奉权力为圭臬的文化较为优秀？能永远存在？甚至其存在时间能有古老合作文化的1％？

　　也许这些新达尔文主义者是对的，那些存活下来的文明的确较优越，但是，生存之战尚未尘埃落定，更尚未盖棺论定。人类历史是个实验，初步结果显示，以权力为中心的文化总是摧毁自己。

　　记得经过数万年的和平共存，一小群美索不达米亚人起而将权力与支配置于所有人与事之上；他们赢得战争，且人数增长，于是更为相信其权力的扩张证明了他们的优越、正确和其文化的恩赐。

　　但然后，他们也瓦解了。

　　当饥荒、瘟疫和受伤的土地逐渐褪入模糊的记忆，在其葬礼之灰烬上，另一群人再起而尝试，于是另一个文明崛起。然后，这个文明也崩溃了，如此一而再，再而三：美索不达米亚、希腊、罗马、匈奴、奥斯曼、印加、阿兹克特……等等。

　　今日挥舞着权力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系统之化身，是否也将溃败归于尘土？是否最后剩下的只有部落民族？

　　是否真的柔顺者将继承地球？

　　如果我们周遭的征兆无误，那么很可能新达尔文生义者说得对……但是他们选错了优越的文化，至少以长期生存的能力而言。

第三部分 我们能做什么？ 

　　人类曾经知道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永续生活，而且现在仍有一些人知道。但在5000年的和平共存之后，支配与征服悄悄的如流行性感冒般在全世界散布开来，并在50个世纪中感染了整个世界。 
　　现代文明完全相信，改善生活之道在于消费主义，并以人类的聪明操纵这部“自然机器”以为己用。虽然有大量反证，这两个年轻文化的孪生教条仍然被视为救世主。 
　　例如，于1997年10月，美国木材工业与金里奇（Newt Gingrich）一同宣称，开放更多联邦林地（特别是阿拉斯加）给商用伐木业，将有助与纾解二氧化碳排放问题，因为树会变成纸、房子，而把碳固定。他们显然忽略了：纸和房子不会吸收二氧化碳呼出氧，不会构成表土，更不会稳定土壤和水的循环。在近利的祭坛上和消费主义的偶像前，我们掠夺世界，陷下一代的未来于危险之中，而就连饱学之士也不知如何或为何会发生这些事。 
　　但是，即使面临这些我们对地球甚至对我们人类（经由污染环境和其他种种）所做惊人的、加速的破坏，情势仍有转变的可能。新的生活方式就如大卫，屹立于政客与企业的歌利亚（非利士族巨人）面前，而古老文化故事中的小石头，很可能会击中年轻文化的前额，进而风起云涌产生新世界。 
　　本书至此多在谈论不好地东西，会如何造成灾难（虽然比起有些书，本书是正面而乐观地），以及世界与人类历史何以如此。上述这些占了许多篇幅，因为这些事情持续了5000至1万年。我们必须清楚地了解过去，才能改善未来。 
　　现在来看看未来。从许多方面来说，答案非常简单且直接，只要我们看穿过去的谎言与谬误，以及学习不去听那催促我们追求控制与剥削的文明的鼓声，保持清明的眼与耳，以及什么有效和为何有效的纯净直觉，我么现在就可以朝着——至少在许多方面——对下一代充满希望与祝福之地迈进。 
　　有你我都能做的明确的事，大多为简单的小事，与如何思想、看、听和感觉有关；有些则牵连较大、较为动态。 
　　一切都从一个人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及替代方案的存在开始。现在，那个人就是你，然后你可以把这份了解传给别人，别人再告诉别人，如此继续下去。 
　　本书的第三部分指示出一个正面温馨的未来的新希望，你将学到用来改变你个人及周遭世界明确的工具、技术。内容归类为以下几项主题： 
　　转化自己

　　◆ 有一个我们在其中是互相关联的“形态场域”（morphic field）——由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所定义，相似于荣格（Carl Jung）所指的集体潜意识——当每个个体开始改变思想和生活方式，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回响并扩及世界 
　　◆ 借此，我们可以找到能开始使用，并改变我们看待生活经历的新“故事” 
　　◆ 足以转化全球的及播下光明未来种子的个人转化，最重要的部分，是对我们周遭及无处不在的自然有全然的敏感、警醒、察觉与辨明 
　　改变科技 

　　◆ 我们应开始利用剩下的石油来发展新的能源 
　　◆ 为了转化地球与度过可能的困难时期，我们应学习不依赖电厂与其他的大企业 
　　◆ 我们应马上进行保护（但非传统意识上的保护)，这样会减慢地球破坏之速 
　　改变看待及利用科学的方法 

　　◆ 最好的消息是，科学——似乎曾是破坏地球的一分子——目前告诉我们，每件事物的确相互牵连，而我们的思想，甚至微不足道的举动都有其作用 
　　我们只要恢复与远祖智慧的联结就能有所学习 

　　◆ 基于万物神圣的观点，我们祖先其实过的是所谓“心灵生态”的生活 
　　◆ 他们教导我们觉悟生命的明确方法 
　　我们可经由建立成功的社区来建造光明的未来 

　　◆ 数以千计的新“部落”正在形成，这些是小型“有共同理想的社区”，其社区居民相互关怀并能永续经营 
　　◆ 这些社区是地球变化过程中的光源和特优生活品质之所在 
　　◆ 当你了解这些社区是如何运作，你就能与这样的社区连结，或创造一个这样的社区 
　　我们每一个人的祖先都居住于小群体中，相互关怀，而且以永续方式取得所需。我们有很多需要学习，或更适切地说，需要被唤醒。 
1．新科学 

　　我们的生活可谓是科学的产物。完全排斥科学，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离开它，而马上回复千百年前的部落生活，是个天方夜谭。不可能，也不见得好。科技的确能提供我们许多好处。 
　　其实有必要的是，把科学放在正确的方向。 
　　我们要如何看待世界，甚至全宇宙？ 
　　我们年轻文化承袭了亚里士多德、牛顿、笛卡儿等还原论及原子论者的观点，认为世界只是一部机器。它虽然由许多环环相扣的部分所组成，但仍只是个机器而已。每部分最后均可分解至单独的零件，而且如果有部分坏了，是可以修复的。 
　　上星期我的车因车祸发生故障，我请修车厂更换几个零件。工人拆开汽车再组装回去，而今天我将要去牵车。我完全相信今天取回的车会跑得和以前一样的好，甚至更好，因为工人会检查汽车，并做必要的调整与更新。 
　　但是自然世界也是如此吗？ 
　　环顾世界，我们看到的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树、花、虫、鸟、兽、人。我曾经和许多现代医学院学生一样，相信这些和机器并无不同，就好像我那部汽车只要重组回去就能再跑。 
　　14岁时，我利用暑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研习生化学。我与实验组员决定进行一项雄心万丈的计划——杀死细胞再使其复活。 
　　我们选了一种水生植物，它的细胞大到可以看见细胞核。我们先萃取一些细胞核内的物质，并把一种会把DNA溶解成核酸的化学物质注入一活的细胞核内，再注入第二种化学物质以中和前种化学物质，接着把之前萃取出来的DNA注入该细胞核中。 
　　那个实验后来只有在教导我们死亡的细胞无法复活这一面，算是成功的。 
　　虽然有弗兰肯斯泰因①（Frankenstein）的科学怪物，机器和生物仍有很大不同。 
　　二者的共同性是，都具有本身大于各组成部分总和的复杂性。一堆零件和组装完成的汽车完全是两回事，即使它们的零件相同。区别乃在于零件的组织，即加于其上的系统或结构。 
　　生物同样具有独一无二的结构，例如一只牛解体后的部分不会哞哞叫或走动。然而在解体之前，各部分以独特的方式组合，使牛成为牛。 
　　所以，生物和机器间的区别不在于结构。 
　　区别在于机器停止、分解、重组后，依然是相同的机器；动植物却不然，一旦生命停止，就无法复活。 
　　当然有人会争论，这只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出重新启动生命的方法，例如低温学就是建立于这个简单的信念上；有朝一日我们将可以使拼装的或已停止的生命复活，但这仅止于信念，没有任何佐证。 
　　所有证据都显示人和尸体间有基本的差异，这差异，与正在跑动的汽车和熄火停在路边的汽车之间的差异，天遥地远。这是因为机器是根据特定的系统或模式组成，而动植物的组织则是全然神秘的。这奥秘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完全理解；在其生命终止时，某种超越结构的东西永远离开了。 
　　许多科学家倾向于忽视我们不了解生命组成形式的事实。现代医学试图将身心贬为机器，却一再发现情况远复杂于先前的想像。从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以来，对身体与心理间相互作用的缺乏了解，一直深深困扰着医生，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因此机器和生命形式的不同是：前者可以分解并组合回去，然而后者悸动着某种我们称之为“生命”的未知元素，当我们试图分解，它们就会永远消失。 
　　这使我们回过头来思考，应该如何看待世界和包含世界的宇宙。当我们注视周围的自然界，看到机器了吗？树和植物是矿物质和能量的无生命结构吗？动物只是器官和身体各部分的集合吗？难道海岸、土地与大气等细微的生命系统是可以被停止，然后丢入必要的化学物质和氨基酸就能重新开始的吗？ 
第一个人类的观点 
　　住在乡下让我产生一些有趣的识见。 
　　去年我遇到一个美国原住民的女巫医。她说当她走入森林或田野，不只看到树、植物和动物，也看到他们的灵魂，听到、感觉到他们的意识。树告诉她，他们的生活、痛苦和喜悦；植物告诉她，什么有疗效，什么却有害于人类；动物教导她如何与大地和谐相处；而大地本身则以一种清晰可辨的女性声音与她谈话。 
　　“原住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看待这块土地上的生物”，她说。“当你们白人抵达这里时，你们是瞎的，而现在还是瞎的。” 
　　刚开始，我用“白欧人”原子论的世界观来解释她的话。她赋予事物人性，将自己的想法和欲望投射在其他生物上。虽然她坚持她说的是实际的情况，她并不是真的听到他们说话，而只是一种比喻。她不过是误解了自然的现象，例如她认为树在点头或表态，实际上那不过是风在作怪；或是将鸟类自然的地域性行为，看作是试图和她沟通。 
　　然而我发现我正在做我假设她在做的事：将我自己的看法投射在她的叙述上。当西方科学以这种分析形式看待先民时，虽然我们宣称我们在评估不同的想法，这些评估都有如一种投射，一种信条与信仰系统的反射。 
　　所以我走进家附近的森林。 
　　我看着枫树和针杉，轻轻地说：“你们是有意识的生命吗？”它们在风里轻轻摇摆，远方有一只鸟开始唱歌，我可以闻到一股来自大地潮湿而清新的气息。 
　　我好奇整个森林是否会这样回答我：“我们是活着的!”然而，我从放眼所见的生命形式上，接受到强烈的个体存在感。每一棵树、每一只鸟、每一只花票鼠，及我脚下充满微生物的泥土，似乎都在宣告自己的存在，就像交响乐团的各个音乐家，共同演奏出美丽的旋律。 
　　我手心向外地举起手，想像自已的生命与森林融合在一起，心中充满接触到大地生命的感动。 
　　这是一种不同的科学——第一个人类看到地球生命的科学。当听到第一位写到 wetiko的作家福布斯（Jack Forbes）告诉我“原住民不一定相信只有人类可以说话”时，我立即感觉接触到古老的知识，一种在我们试图把世界上每件事融入机械化的世界观时，被隐藏而遗失的知识。有如我们年轻文化曾经不相信地球是圆的，只因为这个观念无法符合现实，我们也因为不符合笛卡儿的世界观，而拒绝许多有价值的古老知识。 
　　你自己来试试。在你放下这本书后，走入大自然，试着以感觉或谈话与周遭的植物和动物沟通。找出在你里面感到生命存在的地方，从那里延伸到其他的生命，再到所有的生命。然后从这个把所有生命视为神圣生命的地方，你可以开始深思熟虑其他为创造永续未来可做的事。 
物理学发现意识 
　　物理学家指出，物理学是现代科学的第一个学科。当医学仍然充斥着灵魂入侵身体的观念，而天文学与占星术无法区分开时，亚里士多德便开始探索基本的实体本质，建立现代物理学的基础。物体由小物体所组成，小物体是由更小的物体所组成……一直分析到最小的物体，亚里士多德认为那就是原子。 
　　物理学总是领导其他的科学，因为其他的科学都是在处理“实体”的某些方面，而物理学的精神则是研究实体的中心到底是什么。化学没有物理是不可信的，生物没有化学是不可理解的，医学、遗传学或农业没有生物学是不可想像的，每一种科学最终都是建立在物理学的基础上。 
　　同样，科学模式和科学方法的核心，也是从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出来。所以，物理学——实体本质中心的研究——总是引领所有的科学。 
　　目前，其他的科学似乎不是喘息着发愤追赶物理学，便是因物理学最新发现的牵连而颤悸。好消息是，物理学上的发现证明，我们与宇宙其他部分的连结，要比我们文化告诉我们的密切许多。 
　　老实说，科学才刚刚赶上古老文化一直在教导我们祖先的事。 
　　以简单的电子为例。当电子第一次被发现时，我们认为它是很微小的粒子，绕着由质子和中子组成的原子核飞行，而最常被引用的模式是电子行星绕着原子核太阳运行的太阳系模式。 
　　当德福雷斯特②（Lee de Forest）和其他人加热电线（阴极）来产生电子云，然后用正电荷将它们形成一束（射线），再导引至某物体上时，这个模式便得到证明。电视屏幕上闪烁的影像，便是由电子流撞击屏幕内面的磷原子，使它们发光而产生的。这就是CRT：阴极射线管。 
　　但有一天，科学家试图将电子流撞击一块放在涂磷玻璃之前、有两道缝的金属板，这实验所得到的结果令他们震惊，并且将物理学世界从头改写。 
　　如果电子是粒子的话，电束应该有如快速移动的沙粒，从两条缝中穿过，然后在含磷的屏幕上，形成两条电子冲击线。然而，电子从粒子转为电波，像光和声音二样地穿过细缝，产生涟漪相叠的图形，有如两颗石子掉入小池子中。 
　　“这是不可能的！”科学界大叫……直到这个研究以不同的方法重复过许多次。 
　　更令人惊讶的是。有些后续的研究证明，当电子可以“选择”电波或粒子的形式时，它们总是选择成为电波……除非有人在看；若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会快速地变成粒子。后来发现，若没有观察者，电子（和其他事物）的存在只是数学上的可能性，一种潜能，就如电影院的电影胶卷，是一个“潜在的电影实体”。只在有人看的时候——一个活的物体在观察时——电子才会从它们的电影胶卷匣爬出来，将自己以粒子的形式呈现在真实世界的电影屏幕上。 
　　这在某些方面很像迈达斯国王③（King Midas〕的故事，他的愿望是将接触过的每一个物体都变成黄金。相似的，许多物理学家现在相信，每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事物都会变成实体（然而显然与迈达斯不同的是，一旦我们转开目光，“实体”就会变回机率）。谈论这个主题最好的非学术性书籍之一为《全息摄影下的宇宙》。这本书的作者塔尔博特（Michael Talbot）引用物理学家赫伯特（Nick Herbert）的话说，这方面的研究使得他认为，在他背后的每一个物体，都有如“极度模糊且不停流动的量子汤的（quantum soup）”， 当他转身观察的瞬间，天衣无缝地变成物质实体。 
　　但这“汤”是从哪儿来的，又是用什么做成的呢？ 
　　在另外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发现，如果他们将一个次原子粒子裂成两半，这两半粒子会以相反的旋转方向飞开。然而，当物理学家让其中一个粒子穿过一条缝，它会改变旋转的方向，而另一个孪生粒子——那时已在几英里外——会同时改变旋转方向，以因应其孪生兄弟的变化。整个实验经过很谨慎且巧妙的设计，以消除粒子间任何沟通的机会。 
　　科学家们再一次地吓呆了。第二个粒子并没有等到旋转方向的信息以光速传递给它时，才改变旋转——它是在比光速还快的时间内改变旋转；是一种立即的变化。 
　　其涵义令人进退失据。例如，你试图利用光束和500万光年远的星球上的人谈话，那么从你闪烁信号开始，要经过500万年，那个人才会看到信号。以人类的寿命来说，这种沟通很不实际，即使是只有50光年外的星星（最近的星球），也是相当麻烦。 
　　如果有一颗位置居中的星球，爆发出旋转的粒子（如同许多星球都会如此，特别是中子星），我们便可以立即沟通——好像在镇的两头使用电话一样（实际上，比用电话快多了，因为电话还是需要用电子，而电子的速度比光速稍慢）。理论上，我们只要调节分裂粒子的粒子流（即改变旋转），在广大空间另一端的人可以马上看到他们那儿粒子的改变。 
　　当然一开始这似乎是不可能，爱因斯坦的基本原理之———物理学的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 chant）——没有任何事物可以超过光速。要以光速将信息传到500万光年远的地方，就必须用上500万年。在1935年爱因斯坦和两位同事一起发表一篇论文,指出虽然证据显示，有些事物的确比光速快，但在数学上应该是不可能的；显然这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被称为EPR（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罗森）矛盾说。 
　　然而，丹麦的物理学家玻尔（Neils Bohr）指出，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在关于粒子的假设上，有一个基本的错误。 
　　玻尔说，他们假定粒子是个别的物体，每一个都与其他粒子分开，且每一个都单独存在。玻尔质疑，如果两个粒子——即使相隔几百万英里——是原始分裂粒子的两个部分，而且它们并未认定彼此已经分离呢？再者，既然它们是一个整体的部分，那么当一个受到影响，另一个是不是也会同时受到影响？ 
　　当实验重复地证明玻尔很可能是对的，其对爱因斯坦的数学和评论的解释，被称为哥本哈根解释，而他形容的现象叫做非地区性现象或非地区性，现在被许多人认为是量子物理的基本原理……虽然他暗示时间和空间和以前我们所想的大不相同。它们比较像是某种宇宙思想观，而不是某种宇宙的物理实体。 
　　最近，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指出动物常有非地区性的行为。在1930年代，当英国有几只鸟学会打开送牛奶人留下的牛奶瓶盖，突然所有欧洲的鸟开始表现出这种行为，传输速度快到不可能是一只鸟飞到另一个地方教那儿的鸟……而且英国海峡增加了阻隔，因为这些鸟不是候鸟，他们比一般的麻雀还小。这立即分享远端知识的现象被谢尔德雷克称为形态共鸣（morphic resonance），其暗示人类的行为方式可以和爱因斯坦与玻尔的次原子粒子相似。 
你每天都在改变这世界 
　　30年前，我与一位背离苏非教的老师在旧金山盘桓数日。他曾描述对轮回的看法，我认为那是一种有趣的比喻，可以用来形容形态共鸣和非地区性如何表示我们在持续地改变世界。 
　　当我们死了以后，意识会融入他所谓的“宇宙汤”（the cosmic soup）中。我们所有的想法、梦想、恐惧、经验和一切事物都会进到汤锅里，“形成一个巨大的宇宙蔬菜炖牛肉，每个人都和他人混合在一起”。他说，当一个新的婴儿要出生时，“宇宙厨师”会拿起他的汤勺，从宇宙汤锅中舀出足够填满一个人身体和灵魂的汤，然后倒入新的婴儿中。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念，我对它的正确性其实没有任何意见，然而我特别喜欢它衍生出来的意义：“因为我们来自同一个汤，我们有责任使汤更快乐、更明亮、更有味道。我们想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行为最终都会成为汤的一部分，然后再倒入我们的后裔中。所以我们的行动、思想、言语——甚至看起来最不明显的事物——都很重要。” 
　　但反观爱因斯坦、玻尔和谢尔德雷克的著作，便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要等到我们死后才加到汤里？” 
　　其实，所有从物理学、心理学到常识的证据告诉我们，我们现在、今天或你正读这字句的时刻，都会影响世界上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 
默默行小善 
　　那么我们从何开始？ 
　　许多人看到世界所面临的问题的巨大狰狞，感到沮丧、沉重，或者无动于衷。他们通常都会放弃。 
　　但微小的慈悲行为，也能在精神上和文化上产生很大的力量。其回响远超过多数人的理解，而且它会启动一种“形态共鸣”的过程——以一种文化传染的形式——激发出拯救我们星球所需要的上百万的小努力。 
　　我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在时尚的流行、笑话的传布及意识的分享等形式中，见识到这种现象。在某些程度上，我们所有人都相互联结在一起。当你救了一个生命——即使是虫子或小草——你已将生命之拯救散播于空气中。小小的善行是一个人可以参与，且最具转化力的精神活动。 
　　一位克里族的故事传述者和教师告诉我：“根据我们的传统，从创造之始，每天早上太阳升起时，造物者会交待每个人当天的四样工作。第一，我必须至少学习一样有意义的事；第二，我必须至少教导别人一件有意义的事；第三，我必须替人做一件事，而且最好不为人所知；第四，我必须尊敬所有的生物，这样才会把这些事传遍全世界。” 
　　例如，全球大部分的塞勒姆儿童村（世界各地的受虐儿社区，由米勒（Gottfried Muller）于1957年首创）都养马。我了解塞勒姆德国总部的马有很多年：我曾看过马术表演，也喂过它们。每天傍晚我的导师米勒与我在塞勒姆的招待所共进晚餐后，会一起走到马厩去喂它们吃苹果。但一开始我并不知道这些马从何而来。 
　　由于米勒不常谈到他做的“善行”，这故事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慢慢传开。他曾经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一辆从捷克开来满载马匹的火车，那些马是要运往德国的香肠工厂。于是，他便询问可否救下它们。香肠公司同意卖给他一些马，而那些马就成为塞勒姆最早的马匹族群。 
　　以前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塞勒姆的马对小孩和访客这么有吸引力。现在我相信，这可能与米勒拯救它们的默默善行有关。 
　　1997年10月有一天，我和米勒正在吃早餐。米勒虽然是一个忠诚的“独立基督徒”（他不参加任何有组织的宗教），但很喜欢使用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隐喻。他说：“你知道，在善与恶的天平上，痛苦、折磨和邪恶总是比较重的一边。约伯的故事告诉我们，邪恶有许多不同的力量，能引起战争、制造痛楚，甚至创造类似奇迹的事；但有一种能力是撒旦没有而我们独具的。而且，因为他无此能力，即使我们只将其使用在很小的地方，都能使世界天平善的那一端增加相当大的重量。” 
　　“那是什么能力？”我说 
　　“Barmherzigkeit！”他说。那是一个德国字，意思是出自同情心的小善。 
　　你的行为、言语，甚至思想，不管有没有人知道，都会对精神世界和真实世界有强烈的影响。我们就像迷你的无线电发射机，把所有我们此时此刻发生的事都发射出去。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收容中心和塞勒姆社区是如此重要：他们是精神灯塔，放射出他们制造的精神之光至真实世界中非地区性的形态场域。 
　　不论世界上的问题看起来多么势不可挡，你还是有影响力，即使没有人知道你所做的事。 
　　如果你直接与所有实体的根源连结，那么你可以多么有力地帮助改造世界…… 
◆ 　　◆　　　◆　　　◆　　　◆　　　◆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科学证明了一些以前不被承认的事：宇宙的生命本质和所有事物互相关联。从我们企业主导文化的入侵和分歧回头，寻求我们及自然间的神性，我们可以发现生命的力量、目的和深意。从这里，从此新基础，我们可以清楚看出Wetiko支配者生活形态的疯狂，而且当足够多的人看出这一点，我们便可扭转现今人类正依循的破坏之路。 
　　但要多少人体认到这点才够呢？ 
　　我最近收到一份从自称“爱战胜一切”的组织寄来的传单，上面宣称只要8万人就够。他们主张人应该从意志上的颂咏来对抗任何负面的事物，因为“只有爱可战胜一切”。当我询问该组织的成员，也就是《不用织工的网》和《意图的激光》等书的作者格雷（Victor Grey），他们如何得到这个数字时，他写信回复我：“物理学家告诉我们，根据波的加成定律，同相的波遇在一起，波的强度会变成每一个波的强度总和的平方。也就是说，2个波加在一起的强度是一个波的4倍，10个波的强度是100倍等等。既然思想是一种能量，而所有的能量都以波的形式呈现，我们相信在创造分享的实体方面，8万人想着同一件事，会和世纪末居住在地球上的64亿人（8万乘8万）混乱随意的思想一样有力。因此，相信爱的8万人将足以改变地球的现实状况。” 
　　想法是人类世界最有力的武器：每件人造事物均是由想法开始的。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想法——支配的想法——因此几百万年来人类合作的想法也可被唤醒或记起。 
　　如果你每个月和一个人分享这本书的想法，而每个月他又和另一个人分享这些想法，这些思想可很快地传送到全世界。稍微计算，会发现不到三年每一个人——超过60亿——都可听到这信息，看到并感觉到更好人生的可能性。 
　　不管数字是多少，人类互动有一种相乘效应。越多的人相信某种方式，越多的人会更容易去相信这种方式。越多的人行善，就有越多的人会倾向于行善。越多的人转而寻求和平与神性，越多的神性与和平就会被发掘。 
　　注释：
　　①弗兰肯斯泰因，一个创造怪物而自己被它毁灭的医学研究者。英国女作家 Mary W. Shelly在 1818年所著同名小说的主角。 
　　②德福雷斯特（1873—1961），美国发明家，先后发明三极电子管、无线电极、有声电影和电视等，有“无线电之父”之称。 
　　③迈达斯，希腊神话中的Phrygia国王，贪恋财富，能点物成金。 

2．改变世界需要有新故事 

　　有些人指着海底的“可燃冰”（甲烷水合物）、受控核聚变技术和氢燃料电池，认为这些是我们未来的救星，说“当石油不够时，我们就会找到替代能源。” 
　　他们也许是对的。 
　　然而即使如此，这些所谓的解答，最多只是拖延不可避免情形的出现时间，最坏的情形甚至可能导致大灾难。因为它们仍基于相同的故事/谜思——人类的目标是支配和征服地球，消费具有高而确定的价值，以及人口增长是件必要的好事。 
　　无论我们有多少石油，这套年轻文化/支配者的故事只会使我们去撞上一堵墙，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及许许多多隐入历史的人曾遭遇的一堵墙。 
　　即使地球可以无限量地提供能源，地球的大小和可以维持的人数仍是有限的。这个极限已经到了，从许多生物的绝种和广布环境中的毒性物质就可得知。再假设我们可以移民至火星或月亮，只要仍把持着消费、支配和无限制人口成长的文化，我们躲不掉那堵每个城邦、每个历史上的年轻文化曾撞上的墙。 
　　我们必须有全新的生活方式，如果我们现在不愿意改变，最后我们或下一代会被迫改变，并可能徒增痛苦与困难。 
　　而个人以及文化的“新故事”，是改变的必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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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生长的文化，我们在该文化中的角色、家境与长幼次序、种族与性别以及社会地位与财富，都在影响我们告诉自己的故事，而这些故事的定义也限制了我们对真实的体验。 
　　因为那些故事源于思想，所以完全是个人的，而且每人的都或有不同。它们是如此强有力的生命经历的中介，可以让我们乐或悲、强或弱，甚至生病或健康，它们改变了脑与神经系统运作的方式。 
　　试想两种人在游乐场将坐上云霄飞车的例子。 
　　比尔看着云霄飞车，告诉自己即将来到的乐趣，他内在的故事诉说着：腾降翻转、高速与强风是多么刺激，这实在是要好好享受的时刻。因着这正面的故事，当比尔乘坐着云霄飞车时，脑部会产生啡肽（endorphins）和“愉悦”的神经化学物质，整个身体的神经系统都对此产生正面与健康的反应。于是当他步出这趟云霄之旅时，他会感到振奋、快乐和放松，就好像刚破赛跑纪录似的。整体结果是他的免疫系统有效地活化起来，使得身心都比乘坐之前更为健康。 
　　而相反，萨姆看着云霄飞车从陡坡上疾降，在急转弯时摆荡，觉得十分危险。他提醒自己有人因此而死，如前几年飞车脱轨及有人心脏病发或中风。因此，他的脑部就指挥内分泌系统制造可的松、肾上腺素和许许多多其他抗压的荷尔蒙。当结束时，他已耗尽养分来抗压，消化系统失灵、血压及心跳上升，身体的紧张甚至可自能造成永久性的伤害。 
　　同样的云霄飞车，却有多么不同的故事。 
　　有关文化上孰真孰假的故事，自我们一出生就紧紧包住我们，很少受到质疑。 
　　例如，住就北美的欧洲人经过数百年才开始对蓄奴是对且好的文化提出严正的质疑。毕竟，圣经里宽恕了奴隶制度，而且蓄奴可溯及我们现代文化故事中，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吉尔伽美什。 
　　因为美国殖民文化将非洲人认定为“次人类”，而杰弗逊、华盛顿和麦迪逊等人是生于这个文化故事中，所以无人想过去质疑它。它只是事物的现况、当时的实际。 
主导的故事可以而且也在改变，真实接着改变 

　　两代前，大多数美国文化认为种族隔离是正常且合理，之前的白人告诉自己，黑人是劣等种族，种族隔离是对黑人好的慈善制度，不但黑人喜欢，而且与自然律及《圣经》教训相符。 
　　这“劣等”黑人的故事在1950年代的公民权运动中，受到第一次严重的挑战，在帕克斯（Rosa Parks）和马丁·路德金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等人的努力下，白人很难再相信这套故事。当够多的人相信新的故事，我们文化便“转向”了，于是黑白平等和机会均等成了主流的故事。 
　　当然，在文化转变时，总有旧故事火焰的维持者，仍有德国人认同希特勒，仍有美国白人（甚至黑人）主张种族隔离。但由于这些观点属于非主流故事，以其为生活中心者便被称为次文化或异端，且常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种族隔离者或三K党的标签。而在1935年，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好美国人”，而这些观点也被当时的主流人物如林德伯格（曾公开赞扬希特勒）和亨利·福特（发行一份公然反犹太裔的报纸）所信奉。 
　　上述的重点在于所谓真实的理念、立足行事的基础以及生命之舵都由故事构成，而故事可以而且的确与时俱迁。 
　　当文化故事刚开始转变时，新故事的先驱会被视为古怪、奇特或异教徒。1960年代的南方州长以喷水和警犬对付争取公民权的示威黑人；罗马人用早期基督徒来喂狮子；革命战争之前，在英国报章和许多美国人口中，华盛顿和杰弗逊被称为不适任和不满分子。 
　　但当到达关键数目后，故事便会改变。容格推测，这是与集体潜意识有关的过程；谢尔德雷克称之为“形态场域”；布罗迪（Richard Brodie）在他的《心的病毒》（Virus of the Mind）一书中指称，如果这些新的文化故事的传染力够大，新的文化故事最后会感染整个文化，并成为该文化一部分的共同观点，结果文化本身将与人一起改变。 
　　所以，我们来检视更多的“新而古老”的故事…… 

3．接触神圣 

　　记得我5岁那年的夏天，父母刚买了一张吊床放在后院。我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躺在吊床上，眼里看到的是深蓝的天空飘着细薄的白云；鼻里闻到的是被吊床绿色金属架挤压的青草新刈后发出的香味；皮肤感觉到的是绳子透过衣服顶着我的背和对双腿的直接压力；耳里听到的是后院树上小鸟的鸣唱，我还记得一只鸟一直重复着三个音符的旋律，其他则随意啾啾。 
　　我注视着天空，注意到视野内有小点随着眼球的转动而跳动。然而当我定睛于某一小块云时，它们也逐渐沉静下来。微风习习，我可以听见30英尺外那颗巨大老枫树发出的沙沙声；吊床微微地晃动，温柔和缓的律动使天空似乎也跟着微微左右倾斜。 
　　我深吸了一口气，注意到深呼吸似乎使天空明亮起来；嗅着盛开的玫瑰、蜀葵和后院边缘的小花与枕头套混合的香味；我双手交错放在肚子上，感到在臂上、腿上和脸上太阳的温暖。 
　　转向左边，看见十英尺外粉红、白色和黄色的蜀葵，白白胖胖的花蕊从柔软、色彩缤纷的花瓣中伸出。蜜蜂及黄蜂慵懒地在花间移动，采集花粉。我听见嗡嗡声宛若低唱着发现花粉的喜乐。 
　　当我看着花瓣颜色从粉红到白的流动，注意鸟鸣声如何随着我的头转动而改变，感觉右颊上温暖的阳光，我被一股“当下”的感觉所充满。我看见花是活的，蜂是活的，树和鸟是活的，我是活的；空气晶莹剔透，而我也意识到我和花、青草、房子、树之间的空间；就连空间都散发着生命。 
　　“啊，”我轻呼，然后听见自己的声音，这是另一件惊奇，让我赞叹不已。那时个很普通的时刻，然而充满了灵性。 
　　那是最有力的冥想形式之一，是对生命本质存在之碰触。 
　　爱因斯坦曾写道，过去与现在只是我们心中的概念而已，并非实际；现存和发生的每件事物只存在于恒定的“当下”，“当下”是惟一存在的时间。 
　　爱因斯坦也说，他很少利用智力思考事情，而是在灵光一闪直觉“知道”的时候，完成他多数重要的见解。爱因斯坦借着时间概念与他如何看见新见解的描述，来形容一种冥想形式。 
看见过去 

　　如果你回顾一生，回到活在这星球上的每个日子，一年又一年，你可能会发现回忆中有一大片灰色地带。其间点缀几个具有鲜活记忆的清明时刻。 
　　这些记忆的时间似乎很奇特：为什么我会一辈子记得吊床的午后？或1973年在纽约街上的行走？或坐在池塘边的16岁？或七年级亨默小姐的生物课。 
　　它们有何特别？为何这些记忆鲜明甚于“真正重要”之事——那些我想记得的事，如，二次方程式的计算，一小时后将会面的记者姓名，或者通往演讲会场的路？ 
　　有时候，我们选择要记得的事物非常合情合理，譬如谁能忘记婚礼、孩子的出生，或者上学的第一天。 
　　但是，那些奇特的或合理的记忆有一共通之处，那是在冥想状态的核心，我们称之为“在”（presence）。 
　　若你再检视那些大大小小的记忆，你会发现它们的共通处，在于当记忆烙印脑海的时刻，你并没有在思想、忧虑、臆测、比较或判断，你只是“在”，你已放下各种故事，单纯地经历。 
　　当我躺在吊床上，感受皮肤上的阳光，听风声鸟鸣，看花的生意盎然，我震撼于这活力、真实和充满。我停止思想，单单纯纯地经历它，于是我“在”那里了。 
　　“在”的感觉是冥想和神秘经验的核心，是存在于我们不思想而纯粹活着清醒的时候。 
达到“在” 

　　不同的人经由不同的途径以达此境界，但所有方法都必须先关闭思想机制，才能使我们的真意识清醒，来看、听、感受、尝和嗅这个世界。 
　　例如，“十字架的圣约翰”有段特别艰辛的途径。 
　　他干1542年生于西班牙卡斯提尔地区，父亲是位赤贫的织工，被迫从犹太教改为罗马天主教；他年幼时父亲早逝，只有借乞讨和帮忙母亲织布来维生。21岁左右，他加入加尔默罗会，改名为胡安（Juan de Santo Matias）。 
　　不久他遇见阿维拉的特丽莎，另一位西班牙神秘主义者。当时她正要改革加尔默罗会，远离辉煌、冠冕和教会的势力，走向贫穷和慈悲的修行。50岁的她从此得到这年轻人在改革上的助力。 
　　由于胡安支持改革，被教会逮捕，在柜厨改装成的牢里关了一年。在黑暗的小牢里，连站直都不行，虽然全身都是虱子和跳蚤，仍不准他洗衣或更衣，如此长达6个月之久，而这6个月每天都要接受“圆周惩戒”。 
　　他们每天将他从橱柜里推出来，脱去其上衣，把面包屑、一杯水和偶尔有的沙丁鱼丢在地上，让他跪着吃。此时，一群僧侣绕着他围成一个圆圈，以皮鞭或藤鞭用力鞭打他。他肩上和背上皮开肉绽无数次，甚至有时还被打断锁骨和肋骨；他因此而落下残疾。 
　　6个月之后，因怕他失血而死，鞭打次数减为一星期一次。而一位新狱卒同情他，给他纸笔，并把门打开些让光能透进去方便他写作。 
　　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一些最深奥也最具洞察力的作品。 
　　约翰把其痛苦与困乏当作关闭思想的工具。在安静的角落里，那个他在“魂的暗夜”中描写得淋漓尽致的地方，这是他冥想的方法。 
　　当我们了解到，发现一个于其中能让思想停止而意识开始安静之角落，是冥想最重要的标志以后，就不难理解及使用各种冥想形式。 
　　地球上几乎每种心灵传统都发展出某种形式的冥想习惯，而它们都希望达到相同的境界。因为每种习惯植根于特定时空的文化、假设与传统，所以会有不同的风味与能量。 
　　很多书籍和教师都说，冥想是用来降血压、安抚搅扰的神经，或增进健康，其实，这些都只是副作用。正如研究一再证实，冥想是身心疗伤最强有力的工具，冥想的确有这些作用，然而却非其真正价值之所系。。 
　　冥想真正的力量及真正的理由，是要在此时此刻完全清醒。而且，从在当下碰触到的生命力量之地，我们可以找到改变自己和别人的能力，而这自我改变的能力足以转化全世界。 
　　这似乎非常个人化的工作，真的是我们为拯救世界所能做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因为，当我们立足于现在，就能获得创造改变的个人力量。我们也能取得并散发心灵力量，亦即部落民族已知并使用了数千年的心灵实质。 
　　改变自己，改变我们思考、生活和经历每一刻的方式，就有可能改变世界。听起来颇令人惊异，但这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文化及信仰所欲传达的核心信息。你可以改变自己来拯救世界，而这要从领悟现在生命的力量，和找到所有生物的同在开始。